杂说“圈子”

  从古到今,中国人似乎特别爱也特别会结圈子,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圈子文化”。当今社会如此开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联络的方式和手段又是如此之多,圈子的名目便越来越多,圈子的范围便越来越大,圈子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圈子文化”空前“繁荣”。
  人与人总要发生连带的,作为一个社会人很难说能跳出某个圈子,因为在整个社会基本构成之外,被划定成这样那样的圈子。“文化圈”“演艺圈”“老乡圈”“朋友圈”“同学圈”“战友圈”“商业圈”,可谓五花八门。如今又有“微信朋友圈”,至于网络上建立的各种“群”,实际也是一种圈子,而在官场上建立起的某些小团体,虽然没有人称什么圈什么群,更可以看成是名副其实的圈子。
  作为圈子里的人,总是有某种相同相通之处,爱好、兴趣、经历、职业、亲缘、性格、利益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建立起圈子的纽带。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此来看,普通人的圈子,实际是一种社会交际圈。
  如果只是体现交际功能,圈子的存在却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圈子里人相互交流思想和感情,互通信息,相互帮助,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圈子就如黏合剂,将每个社会个体黏附在不同的圈子里,于个人发展和社会安定都有裨益。从这个角度讲,圈子不是一种社会组织,却对社会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读历史,发现两种人爱结圈子:文人和官宦——普通黎庶也许有圈子,可史书没有多余笔墨去写。史书上不用“圈子”这样形象直白的语言相称,多的时候用“某某党”“某某社”或是“竹林七贤”这样的数字名称来概括,其实质与今天所说的圈子无异。
  过去把文人的笔杆子看得比刀枪还厉害,尤其是文人结成圈子抱成团后,那力量好像就能改变人们灵魂、扭转社会局面,让那些真正手握权柄的人害怕和痛恨。晋时的“竹林七贤”如此,晚明时的“东林党”“复社”也如此。清末的“戊戌六君子”说到底也是几个文化人,发起维新变革也并没有推翻清王朝,但也杀的杀逃的逃。到了近代的文人社团比较多一些,主要还是围绕文艺做文章,有时也关心一下政治。文人结成圈子,无非就是发发牢骚,对时政指指点点,语言是犀利了一些,可并无坏心,只是想让社会政治变得好一些。但最终不但做不了扭转乾坤的大事,有时连身家性命也难保。
  官宦结成圈子那就大不一样。发生在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就是七个诸侯王抱成一团向朝廷发难,幸好景帝加以武力,否则危及大汉江山也未可知。东汉时有过“党锢之祸”,这次是那些宦官集团与士大夫的较量,宦官借助手中的权力,几乎杀尽了士大夫,也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与此相比,明朝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掌权时,气焰之盛,为害之烈,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哪个朝代不上演政治利益集团间的争斗,虽说有时圈子不大,争斗的激烈程度却让人触目惊心。
  孔夫子在他那个时代就发现了结党这一现象,他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群”大约可看作今天所常见的普通人的圈子,“党”的意义可就不同寻常了,大概意指现在常说的结党营私、拉山头搞宗派了。北宋时欧阳修那篇著名的奏章《朋党论》,就运用历史上大量实事,对“小人”结成朋党的危害加以透彻分析,以此向当朝皇上宋仁宗提出警示。
  也许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历史上的“圈子”斗争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现了存在于革命队伍里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及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多次予以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内的山头主义并未绝迹,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但是林彪、“四人帮”还是因为搞“小圈子”、搞分裂,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无怪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教训时不无感慨地说:“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欧阳修以历史的眼光深刻看到了朋党给朝政造成的危害,在今天同样具有警示作用。比之于古代,现代官场上的圈子关系要复杂得多,也隐蔽得多,结成圈子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常见的是拉关系、走后门,只要一扯上关系,亲则七大姑八大姨,疏则关系套关系,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可能相互攀附、相互利用,结成密致的圈子。而真正联结这个圈子的恐怕只有权力和金钱。
  有的人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并不在于工作思路有多好、工作能力有多强,而在结帮派划圈子的本领,对上找靠山,横向拉关系,向下提拔“自己的人”,官与官勾结,官与商勾结,在自己的圈子里,输送利益,利益分享,相互袒护和帮衬,无原则可讲,带坏了干部队伍,造成政治生态恶化,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正因如此,对现实官场上的各种“小圈子”切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不破除,就无法还政治以清明,就无法弘扬正气,就不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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