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靖远走出去的革命先辈之“乔门四杰”(一)

      

追忆靖远走出去的革命先辈之“乔门四杰”(一)
雨花台下的乔映淮

        甘肃靖远是一个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早在1930年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开始了党的地下革命活动。1932年5月爆发的靖远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发动的较早革命武装起义之一,点燃了靖远红色革命的火种。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其后不久组建成为西路军,开始了壮烈英勇的西征征程,使革命的火种在靖远得到进一步传播。特别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抗战情绪日益高涨,万良才、欧化远、乔映淮、陈定邦、武治安、张震宇等近60名靖远籍进步青年、仁人志士怀揣革命真理、救国理想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离开家乡奔赴延安,踏上了献身革命事业的人生征程。这其中,东湾镇乔氏一门便走出了乔映淮、乔映渭、乔映澍、乔映洛四位革命义士。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继承传统、教育后人,激发靖远县上下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热情,近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特别策划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讲述革命故事”文物征集和口述历史专访活动,远赴上海、北京对乔映淮之子乔延和,乔映澍之子乔众、之女乔友丽,乔映渭本人和其女乔建民,乔映洛之子乔杰进行了看望和采访。通过口述历史,再现了这一家族四兄弟鲜为人知的革命历程和人生故事,并以此为缩影,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展示出靖远儿女为革命胜利做出的伟大牺牲和积极贡献。



乔映淮简介

  乔映淮,化名秦明,甘肃省靖远县东湾镇三合村人。1933年春,17岁的乔映淮考入甘肃省立一中读书,1936年毕业后赴南京求学,这时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感染了他,不久他就回到甘肃学院高中部继续读书。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满的青年,互相传播进步思想,共同追求革命的真理。“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同仁消费合作社”等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1937年11月由万良才、万通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乔映淮同新婚不久的妻子党培英一起,经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介绍,赴陕西泾阳,在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到靖远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9月,奉命到延安,先后在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任教员。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乔映淮担任环县武工队政委,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乔映淮腿部摔伤,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与一起关押的我军某团政委高波同志经过秘密串连,组建了狱中地下党支部,高波、乔映淮分别担任正副书记。1948年10月下旬,敌人将乔映淮押解南京保密局,将其在南京雨花台秘密杀害,时年32岁。



乔映淮之子乔延和访谈录

  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与乔延和及其家人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刚过完年的上海,依旧热闹与繁华,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汽车川流不息。乔延和老人听说我们要从家乡来专程采访,腿脚不方便的他早已站在小区门口等待迎接我们。虽已年过古稀,但他依然发丝乌黑、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说起父亲乔映淮的革命故事,他记忆犹新、娓娓道来,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白色恐怖、战火纷飞的年代。

  杨燕:乔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按照我馆本次“缅怀革命先烈,讲述革命故事”文物征集和口述历史专访活动的策划安排,我们专程来上海看望您,同时也向你了解一下您父亲乔映淮参加革命的一些情况。

  乔延和:非常感谢你们。咱们县上派你们来,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现在全国都很重视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县上领导派你们来,我觉得非常好。再一个,宣传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光荣传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教育青少年也是很有意义的。

  杨燕:靖远很多和我同龄的人,从小就知道家乡有一位革命烈士乔映淮,他21岁就入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在战斗中被捕,被国民党杀害,慷慨就义,英勇悲壮。作为烈士子女,您能简单地回忆叙述一下您父亲的相关情况吗?

  乔延和: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我知道的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而父亲又经常在外搞地下工作,所以有些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就我知道的可以谈一下。

  我父亲出生在靖远县东湾镇三合村。解放前,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父亲兄弟五人、姊妹共七个,因为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好,爷爷也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所以我爷爷对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

  乔延和与夫人

  杨燕: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爆发后,乔家共有四人参加了革命,您父亲可以说是带头人,那当时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什么时候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

  乔延和:父亲在上学期间思想就比较进步,特别是他在兰州上中学时已经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比方他们那个时候成立的“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万良才在靖远成立的“同进消费合作社”,这些都是进步青年组织,他们在这里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交流进步思想,这些对我父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我父亲还参加了抗日组织“青年抗战团”。再后来,我父亲经万良才和万通轩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靖远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始是县委秘书,当时我三叔父在靖远县城东门有一个“乔家铺子”,这个铺子就是当时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因为在县城比较方便,所以他们经常在那里进行发展党员、开会等革命活动,有时候也会在父亲的家里进行活动。当时的中共靖远县委书记是郑重远,因为国民党的围剿,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对人员进行了调整,父亲被选举为县委书记。

  杨燕:您父亲是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的延安吗?

  乔延和:是的,我父亲和母亲都是的。

  杨燕:去年我们馆长曾经出差路过南京,专门去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拜祭了您的父亲,从纪念馆展出的相片可以看出,您父亲长得很英俊,一表人才,字也写得很漂亮。刚才看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也是美丽大方,父母亲可以说是郎才女貌。母亲有没有告诉您,她和父亲是如何相识的?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是怎样互相扶持、并肩作战的?

  乔延和:我母亲家住靖远县城南关。我父亲入党后,在靖远西关小学当教师,用这个身份来做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时候通过别人介绍,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认识后很快他们就结婚了,婚后第三天,父亲和母亲一起到了兰州,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修权介绍,化妆为国民党军官,坐车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陕西泾阳的“青年干部训练班”。时间不长父亲就去延安行政学院当了老师,母亲还在“青训班”学习,当时因为要抽调一部分人过黄河、打日本人,母亲被抽中,当然母亲也是积极要求到抗日前线,但是延安的“民众剧团”挑选演员,母亲又被选中,所以母亲没能到抗日前线,而是成了“民众剧团”的一名演员。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父亲也受到了牵连,1943年经甄别才放了出来。1946年,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母亲从剧团到了甘肃工委机关,父亲被派到环县任统战部长兼游击队政委。

  杨燕:您父亲是在任环县统战部长时受伤被捕的吗?

  乔延和:是的。1946年我父亲在环县做地下工作,有一次马步芳的部队进攻环县,游击队和马家军就打了起来,我父亲在从山顶向山下转移的过程中摔坏了眼镜,腿部受伤被捕了,先后被敌人关押在宁夏中卫、甘肃平凉等地。刚被捕时,虽然我父亲的眼镜被摔坏了但还一直戴着。在一次游街时,一个国民党团长看见父亲戴着眼镜,要求父亲摘掉眼镜,过去农村有个习俗就是晚辈见长辈为了表示礼貌必须摘掉眼镜,父亲就很生气地说:“见你们这些人还需要摘掉眼镜吗?”国民党团长质问:“共产党有什么好,你非要跟着共产党干!”父亲义正辞严地回答:“国民党祸国殃民,前途暗淡;共产党为国为民,前途光明。”现场的老百姓听了很受鼓舞,国民党官兵一看是这种情形,就赶紧将我父亲带走了,再也没有游街。

  父亲在平凉关押期间,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当时我党抓住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曾和国民党当局谈判用这个团长和我父亲进行交换,国民党虽然同意了但不守信用,释放了一名女共产党员而非我父亲。后来我父亲被转移到兰州,先是关押在畅家巷的“训导所”,后被关押在五泉山的“训导所”,在那里他认识了我军的一个团长——高波,后来他们就在监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高波任支部书记,我父亲任副书记,他们在监狱里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受尽了酷刑折磨。当时敌人对我父亲的具体身份并不清楚,只是认为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1948年5月2日,南京方面派飞机将我父亲、高波还有一位共产党员押解至镇江,上飞机前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现在雨花台纪念馆展出的那张照片就是当时拍的。为了防止逃跑,到了镇江后就将他们关押在金山寺山顶的监狱,在那里他们继续开展狱中党的秘密活动。有一次,利用参加活动的机会,我父亲就组织一些会游泳的党员跳到山下面的长江里,从而成功突围。1948年10月,看守我父亲的国民党官兵看大势已去,就将父亲他们转移到南京国防部监狱,后来一批一批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于雨花台。当时我父亲就牺牲了,只有32岁。

  杨燕:从您的讲述,足以看出您父亲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革命品质。我想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您的童年应该也是不同寻常的。还有什么最难忘的事吗?

  乔延和:我1942年出生在延安,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因为国民党的围剿,经常进行转移,转移过程中也吃了很多苦,有时候在毛驴的背上放两个竹筐,每个竹筐放两个孩子来进行转移,也有时候是把我绑在马背上。有一天晚上,准备要睡觉了,突然说敌人来了,我们就赶紧起来,我把吃饭的小洋瓷碗赶紧背在身上,将父亲用木头削的一把小手枪挂在身上,准备转移。父亲将我绑在马背上,要出门时才发现院门太低出不去,再解下来已经来不及了,父亲就将我连同马背使劲向下压,最后马驮着我终于冲出了院门。

  还有一件事,因为战争环境比较艰苦,当时我的妹妹只有几个月大,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转移起来很不方便,组织就建议母亲把妹妹放在老乡家里,虽然母亲很舍不得,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部队行军到一个山沟里,路上碰见一个老乡,母亲就把妹妹留给了老乡,现在应该是定边一带。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组织上建议把我也暂时放在老乡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母亲也同意了。

  当时父亲在环县做地下工作,这样我也就被放在一个老乡家。有一次,我正在上茅房,突然敌人来了,因为当时敌人大肆搜捕共产党的孩子,老乡就赶紧将锅底的黑灰抹在我的脸上,这样才逃过一劫。但是这个地方有长大脖子、大骨节的地方病,虽然我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但是也得上了地方病,现在我的手指头伸不直、膝关节也肿大,影响正常走路,可以说是一辈子的遗憾。

  杨燕:刚才您说当时有一个妹妹留在了老乡家,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再去找了吗?

  乔延和:1947年形势好转后,母亲打算把妹妹接回来,但一打听才知道,母亲把妹妹放下不久后,妹妹便得病了,在小山沟里缺医少药的,妹妹就夭折了。后来,母亲找到这家人,专门去拜访表示感谢,因为在条件那么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仍然愿意收留共产党员的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解放后,我们还把老人接到兰州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杨燕:是的,非常的难能可贵。您的父母亲也非常了不起,为了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乔延和: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补充一下。1972年,我母亲路过南京,去雨花台纪念馆询问是否有个秦明烈士?他们说原来你是秦明的亲属,我们一直在陕西找秦明的家属,以为他是陕西人,当时纪念馆的同志和我母亲都很激动。

  我母亲回到兰州不久,雨花台纪念馆就派工作人员王昭全到兰州采访我母亲,并带走了当年我父亲在延安大学当教员时用的一本书、照片等材料。现在省人大工作的白继忠同志当年在省委党史办工作,他也调查过我父亲的相关情况。

  杨燕:也就是说之前您母亲并不知道您父亲是在雨花台牺牲的,是吗?

  乔延和:是的。解放初期甘肃省委一直在调查我父亲牺牲的情况,通过南京、上海的公安部门、被关押的敌特分子进行调查,一些来往文书现存省档案馆,我曾查到过。但是一直没有查清楚,直到1972年通过雨花台保存的有关材料才得到确认。兰州市民政局、省民政厅将有关材料上报民政部批准,正式颁发了烈士证书和“光荣烈属”牌。

  杨燕:刚才我们在门口看见了“光荣烈属”牌,感觉非常神圣。您作为革命英烈的后代也一定十分自豪和光荣!能给我们说说父亲的革命精神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吗?您又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父亲的优良传统的呢?

  乔延和:我的父母亲都是参加革命比较早的同志,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对我还是有影响的。解放后我上小学,周围都是一些革命者的后代,大家在一起互相也是有影响的,我们一直都有继承先烈革命意志的信念。当时,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革命教育,这对我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我在学校学习期间比较努力,是“四好学生”“六好团员”,参加工作后也是努力工作,被评为“先进个人”,荣获“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这些与组织的培养、父母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杨燕:乔映淮烈士的革命事迹和英勇气概,不只影响着你,鼓舞着你,同样也使我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让我们知道今天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后,再次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以后您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关心关注家乡的发展。

  乔延和:也同样谢谢你们,能够不辞辛苦、不远千里来看望我们,关注和宣传我父亲乔映淮的革命事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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