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靖远家族的抗战故事

  热血男儿乔映淮
  战争就意味着血肉横飞的残酷。一个民族驱除外辱重塑尊严的过程,必定要伴随着眼泪和鲜血,伴随着九死一生的悲壮牺牲和生灵涂炭。
  抗日战争中的甘肃白银就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位于西北的甘肃靖远也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抗战爆发后,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乔氏家族是甘肃靖远东湾乡的一个大家族,其家族第一个走进抗日队伍的是乔映淮。
  乔映淮(秦明)出生在靖远东湾三合村。1933年春,17岁的他考入甘肃省立一中读书,1936年毕业后赴南京求学,期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感染了他,开始接触并传播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卢沟桥事变”后,乔映淮积极参加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同仁消费合作社”等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1937年11月,由万良才、万通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乔映淮在靖远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靖远县城他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期间结识了正在念书的19岁的靖远女子党瑶池(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党培英),并于1938年10月在兰州结婚。
  新婚不久,经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修权介绍,乔映淮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夫妇俩赴陕西在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几个月后,乔映淮又被派到靖远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乔映淮回到靖远后,曾任中共靖远县委委员,县委书记等职。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同时深入农村组建了三合乡党支部,创办民众夜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初,圆满完成了中共甘肃工委交给他的建立兰州——延安地下交通线靖远中转站的任务,秘密传递了许多党的重要文件。
  1940年9月,乔映淮奉命到延安,先后在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任教员。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被组织派回甘肃工作,1947年4月,在担任环县武工队政委期间,因叛徒告密武工队被国民党包围,战斗中乔映淮腿部摔伤不幸被捕,在威逼利诱残酷迫害下依旧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
  乔映淮的妻子党培英曾在延安边区剧团工作,主演过《血泪仇》,解放战争开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丈夫乔映淮一起回到甘肃工委工作。1947年,她带着延安出生的儿子和未满月的女儿行军,在一次与敌人的周旋中,无奈将孩子先后留在行军路过的山沟小村的老乡家。后因病无法医治,女儿夭折,儿子落下终身残疾。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土改”工作,于1976离休。
  乔映淮的父亲乔永丰一向思想积极,倾向革命,在红军路过靖远时,得知儿子有去延安抗大学习的想法,表示支持并筹集了路费,因为儿子们的牵连,被国民党关押,含恨离世。
乔家抗日四兄弟
  乔映淮只是靖远乔家参加抗日和革命的带头人,在他的影响下,1938年春天,他的弟弟乔雨生、堂弟乔映洛、堂哥乔映渭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一起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他们有的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返回甘肃参加地下革命工作。  
  其中,乔映洛受组织安排返回靖远家乡,在从事地下工作中,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在“文革”中蒙冤吃尽苦头,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乔雨生原名乔映澍,据他的回忆录记载,当年他奔赴抗日前线后,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在不同时期内,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其中,在1941年夏天,在晋察冀军区,曾率领战士乔装奇袭日本侵略军的桃梨坪碉堡,全歼守护碉堡的日军一个小分队。秋天,又乔装奇袭梅家庄炮台,消灭伪军一个分队。这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对他们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他与全连同志进行了英勇果断的反扫荡,在全连无一伤亡的情况下保存了自己,消耗了敌人。年终被军分区九区队评为优秀党员、模范干部,受到嘉奖,《火线报》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抗日战争后,他又辗转南北,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屡立战功。1957年经国防部批准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等。
  在参加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除了乔映淮(秦明)一人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外,其余三兄弟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得以颐养天年。其中乔映渭(乔公望)老人迄今已是101岁高龄了,依然健在。
  乔映渭在参加革命前,在一家副食店做零工,受到弟弟乔映淮的影响,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又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消息,便暗下决心,配合弟弟乔映淮联系近10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投奔共产党,救国救民,成了抗大第五期学员,以后又到五台山抗大第二分校学习。此后他虽然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但是,面对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信念。他当时离开家时23岁,妻子24岁,女儿乔建民出生只有100天。他从兰州辗转到达延安,融入了革命队伍。后于1982年退休,现居住在北京。
抗战背后的守望
  当我们拂去战火的硝烟,擦去那凝结的血迹,让心灵颤抖的不仅仅是战争中的流血和牺牲,还有血泪混合的某些守望。
  听完了乔家的抗日事迹后,更打动我,让我心疼不已的是乔映渭老人的前妻——韦秉珍老妈妈。
  “等我回来,如果回不来就去路边给我烧些纸。”这是丈夫乔映渭临行前留下的凝重道别。
  乔映渭和韦秉珍是一对恩爱夫妻。那年离别的前一天,乔映渭说要去念书,他迫不及待地抱着女儿去剃百日头,一脚跨出门时还自言自语地说:“要是男孩该多好。”当时年轻的韦秉珍还意识不到此话的深层次含义。第二天她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出门为丈夫送行。她从丈夫眼睛里读到他的千般不舍,也读出了他的万般坚毅。丈夫走了,背包里背着她娘家带来的陪嫁首饰兑换成的银元和所有私房钱。
  韦秉珍抱着孩子孤独地返回到空落落破败的院子里,她知道艰难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但是却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恩爱夫妻缘分的结束。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多少年过去了,丈夫在狂风飞扬的尘土中远去的背影,由清晰渐渐模糊,由模糊到与大地融为一体。但是,唯有丈夫的叮咛日日在耳畔作响,愈来愈清晰。韦秉珍守着这句话,守着自己默默的一句诺言,带着孩子过活,挖野菜,蹭娘家苦苦支撑。日思夜想,夜思日想,每天从当初送走丈夫的路口处张望,度日如年。亲戚朋友看着她实在过得艰辛,都心疼地劝她改嫁,她却一心等着丈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打听到丈夫成了革命军人,于是更加急迫,更加焦虑地盼望着丈夫的归来。终于在1952年,分别整整十四年后,等待的人终于回家了,但这个人却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的残酷和不公!
  但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是位读书人的韦秉珍懂得,男人的天是国家和民族,女人的天更多的是丈夫和家庭。女人注定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挫折和磨难。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局,特殊的生存环境,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守望成了一个泡影,但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五年生儿育女的经历,五年恶劣生存状态下的相濡以沫,早已使他们超越了夫妻情分而成了一种亲情的牵挂。只要男人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韦秉珍原谅了丈夫,成全了丈夫。从1952年到1994年,四十余年,明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她无法走近,也不愿意走近。她没有哭闹,没有提任何要求,甚至不愿意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独自留守在乔氏大院里,克服种种困难,默默地照顾孝敬公婆。她的聪慧,她的内秀,她的高贵,她的美德,让我深深仰慕。她隐忍、坚强、自尊、高傲地走完了她的一生。远在北京的乔映渭老人闻讯后,曾经一度生命垂危,几经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他多次对女儿乔建民说:“我此生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母亲,我的心让你母亲带走了。”
  也许连乔映渭老人自己都意识不到,其实,人们最容易伤害的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个人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妻儿,因为他们始终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代替自己去做出某些牺牲。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离开了自己,才感觉到自己的心突然空了,身体突然失重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内疚悔恨,悔恨内疚……
  而除了韦秉珍之外,乔家四兄弟参加革命以后,在那血雨腥风,豺狼当道的日子里,他们的父母既要承受儿子们“失联”的苦痛、心焦、失落和惊恐,又要安抚儿媳,甚至替儿子承受负心的羞愧。
  即便如此,地处偏远大西北的乔家四兄弟一死三生,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就整个中国来说,又有多少白发娘亲失去了儿女,又有多少妻子儿女失去了丈夫和父亲,又有多少人家满门绝户荒草堙路。
  乔映渭老人在他91岁高龄时挥笔写下《反日寇扫荡感言》:
蹚水过河磨破脚,衣服单薄伴虱多。
爬山越岭急行军,日寇穷追奈我何。
  由此可见,那段惨痛的历史,对他来说刻骨铭心,难以磨灭。
  今天,在抗日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乔映渭老人无不感慨地说,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愿人类珍惜和平,远离战争,愿中华民族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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