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靖远走出去的革命先辈之“乔门四杰”(四)

追忆靖远走出去的革命先辈之“乔门四杰”(四)
一心向党志乃坚 坎坷一生乔映洛

    乔映洛简介


  乔映洛,后化名乔迁,1920年2月出生于靖远县东湾镇三合村,1938年8月,同乔映澍、乔映渭、胡永一、武治安等一行十多人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

  1939年2月29日,乔映洛在河北省灵寿县抗大第二分校学习期间,经抗大九中队副指导员杨季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组织安排他返回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他曾两次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受尽酷刑,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后仍坚持地下活动,与敌斗争。1949年9月全国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县武装大队工作;1952年2月调定西军分区司令部,任军事参谋;1953年1月调任临洮县气象站站长;1954年1月在西北军区气象训练队学习,因成绩优秀且经验丰富,结业后他被分配到酒泉市金塔县鼎新气象站任站长。乔映洛在“审干肃反”“反右”等运动中蒙冤,受到迫害,1979年年底他被平反恢复名誉并退休,1983年改为离休,享受县团级待遇。1997年逝世,享年77岁。

乔映洛之子乔杰访谈录

  在结束上海、北京的采访后,我们抓紧筹划着对本次活动最后一位革命同志乔映洛子女的采访。3月16日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了乔映洛之子乔杰在县城芦家坑的家中,这里也是乔映洛生前居住过的老宅。院落里的杏树在春风的吹拂下抽出了丁点嫩芽,乔杰正在修剪着台阶上的盆景,一派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仿佛正向我们诉说着这位革命老人的人生故事……

  杨燕:乔先生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我们是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按照我馆本次“缅怀革命先烈,讲述革命故事”文物征集和口述历史专访活动的策划安排,之前我们已经赴上海、北京采访了乔映淮、乔映澍、乔映渭三位革命老人的子女后人。今天我们又来看望采访您,完成“乔氏四杰”最后一位人物,乔映洛前辈的革命事迹采访报道。

  乔杰:感谢你们对革命先辈的重视,你们的活动开展得非常有意义。

历尽艰辛赴延安 少年壮志干革命

  杨燕: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爆发后,靖远走出去一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您父亲便是其中之一,那他当年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乔杰:我父亲参加革命是1938年8月,当时同去的有乔映澍、乔映渭、岳仲湖、岳仲奎、胡永一等一行十多人,他们从靖远出发,动员和组织者是乔映淮,因为乔映淮当时已经是靖远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乔映淮告诉大家,在延安可以继续上学,而且是管吃管住、不交学费,当时父亲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求学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他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

  之前父亲在三合上私塾,乔映淮介绍父亲到县城的敷文小学上学。当时他们同宿舍住的有万良才、岳秀山、乔映淮和张生强,父亲是低年级学生,其他几位已经是六年级学生了,而且他们思想比较进步,成天谈论革命历史、中国前途,还有对当时学校管理制度不满、对当时的社会不满等问题。父亲觉得几位学长有理想、有抱负,耳濡目染,便从心底更加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

  他把去延安的想法回家告诉了我爷爷,爷爷也比较支持,但走之前他又怕家里人担心,便带着家里的9块大洋偷偷走了。在路上,他碰见了一个老乡,便让老乡给家里带话,说他走了,去延安了,让家里不要找他。就这样,父亲离开了家,踏上了革命征程。

  离开家后,父亲他们来到兰州,一路上乔映淮委托武治安组织大家,经武治安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发给他们每人一张去延安的介绍信和一张通行证。准备要去买车票时,父亲发现自己身上带的9块大洋只剩7块了。当时兰州到西安的车票是27块大洋,正焦急万分无钱买车票时,父亲在他们住的兰州源太旅店门口突然看到本村生意人杜有才赶着马车回靖远,父亲马上向他说明情况并提出借钱,杜有才一听父亲要去参加革命、要去抗日,于是慷慨解囊,很爽快地借父亲20块大洋。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下子能借出20块大洋,也很不一般。然后父亲就用这27块大洋买了车票,一路化妆成学生,坐汽车到了西安。这个时候他们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没有办法,武治安又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西安办事处接济他们每人3块大洋。当时从西安到延安步行大约需要11天的路程,所以他们在路上只能每天吃两小块白饼,父亲和武治安一路上还帮助同行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背行李,换取一些食物。这样就到了延安,父亲成了延安抗大第七大队九中队第十二班学员。

  两三个月后,胡宗南部队封锁延安,延安大学就将学生进行分流,父亲被分到河北省灵寿县抗大第二分校学习,这时父亲和乔映澍被分到军事科,乔映渭被分到政治系。1939年年底学习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工作路过西安时,整个部队被国民党扣留,被关押在咸阳西北青年劳动营,父亲被关押一个月左右后,经支部书记黄文印同志设法营救,才得以自由。当时父亲20岁,后来黄文印命父亲暂回原籍,寻找地下党组织,搞地下工作,这样我父亲就又回到了靖远。

狱中斗争 顽强不屈

  杨燕:相比在战场上的厮杀,地下工作虽然很少有真刀真枪,实则暗涛汹涌,是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听说您父亲在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两次被捕,受尽酷刑,仍坚持革命,是这样吗?

  乔杰:是的。父亲按照组织安排回到家乡,1941年3月,与郑重远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他是我父亲的单线领导。6月,敌人发现父亲是抗大人员,就将父亲以“红匪”的罪名逮捕了,关押在国民党34师100团团部。经过70天的严刑拷打,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只好将父亲释放,出狱后父亲继续坚持地下活动,与敌斗争。

  后来郑重远安排父亲在三合小学当教员,以这个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父亲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思想,被本村一名张姓地主发现后,向敌人告密。1942年4月,父亲和三合地下党支部成员魏著文同志又一次被捕,先后被押解在宁夏固原县国民党34师师部、平凉监狱、兰州河北秘密监狱。在兰州河北秘密监狱父亲碰见了被关押在那里的岳秀山,他向父亲做了一个“要坚强”的动作,父亲坚定地点点头,虽然两人都没有说话,但一个动作、一个眼神足以让革命者的心连在一起。在那里他和魏振桐、杨永昌、魏著文等关押在一起,他们也经常互相打气、彼此鼓舞,经受住了铁窗折磨、严刑审讯。



  有勇有谋 瓦解敌人

  杨燕:您父亲参加革命后3次被捕入狱,虽经严刑拷打但忠贞不屈,并且出狱后仍坚持地下活动,与敌斗争,足见他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且您刚才讲到革命者们在狱中,仅靠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来互相打气、彼此鼓舞,确实让人深受感动、深感敬佩。那您父亲后来是怎样出狱的呢?

  乔杰:大概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暂和之时。当时,魏著文利用给狱中驮水的机会与三合地下党支部书记魏仰峰秘密取得联系,并将一个纸条带到狱中交给了岳秀山,纸条大意是:“按照延安指示,我党现在急需大量干部,你们要想办法进行自救,可以填写加入国民党的表,只要本身不叛变就行。”按照指示,岳秀山通知大家:“只能填表,但绝不能做任何叛党的事情。”就这样为了保存实力,岳秀山、魏著文、魏振桐和我父亲就填了表。出狱后,他们被安排在国民党在兰州的特务组织“青年训导团”。后来父亲以身体有病为由,回到家乡,按照魏仰峰的指示,继续在靖远搞地下活动。据父亲回忆,1949年3月至4月,一支被解放军在陕西境内击败的国民党部队逃窜至我县和景泰县境内,企图招募士兵重整该军,番号“松江”部队。当时景泰一条山的张钦武接受旅长之职,靖远的魏鹏岺任团长,上级命魏仰峰与父亲打入敌人内部参与招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父亲改名乔迁。通过几天招募,共有二十几人报名参加,也都发了新军装。七月上旬,旅部来调令“带已招募人员赴景泰一条山”。当时将招募来的新兵编成一个排,由父亲带往一条山,魏仰峰留在靖远继续负责招募工作,待以后前来接应。同时赴一条山的还有另外团部直接招募的两个排。到达一条山后,将他们全部编入了旅部的工兵连,发配了枪支弹药。父亲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在他招募的这个排里开始逐步分别谈话,讲明了党的政策和国内形势,士兵们看到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又听到父亲是共产党心里就有了底。在部队转移到裴家营驻扎后,父亲又和几个得力可靠的人员开始在全连扩展串联,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当时部队有往北逃亡内蒙沙漠的迹象,可工兵连的大部分是靖远青年学生,都不愿意离开家。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父亲做工作时就有意识地提示“还是回靖远,迎接解放军参加革命,才是青年人的唯一出路,跟着他们逃亡沙漠是去送死。”后来父亲又去做连长的工作,连长又将情况报告给了旅长张钦武,张钦武就叫父亲去谈话。当时父亲也不知张钦武的具体想法,所以父亲也很担心,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张钦武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上之前与解放军代表的接触,不愿再负隅顽抗,但又担心部队中的一些旧部乘机捣乱,他要让工兵连在保证他个人安全的前提下投降,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部队集中在红水一带把枪支都收集起来后,全部前往景泰县城投诚解放军。至此,父亲和平瓦解了该部,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杨燕:您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进行周旋,最终没有打一枪一炮便取得了胜利,可真要为他的智慧、英勇点个赞。后来革命胜利后,听说他并不是很顺利,经历了很多坎坷,特别是在“审干肃反”“反右”等运动中蒙冤,受了很多苦,是这样吗?

  乔杰:是的。1949年解放后,父亲被分配到靖远县武装大队工作,1952年调定西军分区司令部,任军事参谋,1953年父亲受命带领一个排的部队在临洮县建设气象站后任站长,1954年在西北军区气象训练队学习,因成绩优秀且经验丰富,结业后,分配到酒泉市金塔县建造鼎新气象站,并任站长。

初心未改 奋斗不止

  在这之前,郑重远是父亲的单线领导,解放后与郑联络中断,为此,父亲在县大队及定西军分区工作时,曾多次请求党组织与郑重远联系,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工作单位,但不知何因,一直没有结果。在“审干肃反”“反右”等运动中,父亲的党籍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1958年被开除公职,送往甘肃省山丹四坝农场劳动教养。1962年农场解散后,父亲被“暂回原籍、监督劳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经常被拉出来批斗,遭了很多罪、受了很多苦。

  杨燕:您父亲哪一年被平反?平反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乔杰:1979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父亲才知道,在各种“风暴”“运动”中,因为在狱中填写的“加入国民党表”事件以及魏振桐的关系,父亲被定为“叛党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魏振桐后来叛变,但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和他有过接触,父亲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致使他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革命、建设事业尽职尽责的一片赤诚之心,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蒙冤莫白,长达21年之久”。

  1979年年底,蒙中共金塔县委落实政策,父亲的问题得以平反,恢复了公职,但父亲那年刚好60岁,所以组织上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给父亲办了退休,1983年改为离休,但党籍工龄问题尚留尾巴。后来父亲几经辛苦奔波,找靖远县委、金塔县委、酒泉地区气象局、省气象局等有关单位申诉,终于在70岁时,父亲的党籍工龄问题才最终得以查证落实,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追认享受县团级待遇。

  杨燕:您父亲革命信念坚定、品格坚忍不拔,那作为革命后代,他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能给我们谈谈他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故事吗?

  乔杰: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他老人家执著的精神,对党的忠心耿耿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虽然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而且屡次遭到关押、酷刑和迫害,但是他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动摇过。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党籍受到怀疑,但他一直坚信自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理想信念坚定到什么程度?他退休后,我们便一直住在芦家坑这个地方,芦家坑的旁边有一条排洪沟,当时只有一座特别简陋供行人通过的桥,在夏秋季节经常被洪水淹没,父亲就时常义务维护,也因为桥太窄了很多次行人都不慎掉到水里,父亲就倡议这里的住户每人拿出一块钱,自己再承担一部分费用,由他出力找工人给大家修建一个相对安全的桥,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当时我们几个子女也不能理解父亲的行为,觉得他这样做只能是“吃力不讨好”,最后因为种种原因父亲想为大家修桥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坚定修桥的信念永远没有改变过。还有,我们芦家坑这个地方当时环境卫生比较差,垃圾遍地,但他老人家不怕吃苦受累,无私奉献,坚持义务打扫垃圾十几年,这在当时还遭到了很多人的白眼和蜚语,但他就是这样做着他认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直到有一次,父亲在清扫垃圾时,倒在垃圾堆旁,3天后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忠肝义胆好兄弟 言传身教育后人

  杨燕:如您所讲,父亲一生时时处处都显现着共产党员的本色,那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对您又有哪些影响呢?

  乔杰:父亲在为人处世方面让我们做子女的感到非常敬佩。1946年,他从兰州出狱回到家乡,1947年秋天得知我四叔乔映淮被转移到兰州五泉山的“训导所”关押后,他就和我八爷又去兰州监狱探望四叔,听父亲讲当时四叔的眼镜被敌人打坏了,高度近视的他连自己都认不出,看了好半天说:“哦,是你,你来了!”看管四叔的敌人赶紧问:“他是谁?”四叔说:“他是我的弟弟。”敌人乘机对父亲说:“那你好好劝劝你哥哥,赶紧投降,好免受牢狱之苦。”四叔说:“他还小,根本不懂我们的事。”

  从兰州回来后,父亲找亲戚借了一些钱,给四叔配了一副眼镜,并且买了一条毛巾、一些牙粉、一块肥皂,又专程去兰州给狱中的四叔送去,走的时候见四叔穿得单薄,便将自己身上穿的手捻羊毛毛衣脱下来留给了四叔。就是因为父亲这两次去狱中看望四叔,后来的一些“运动”中,曾有人给他强加了“在狱中劝降乔映淮”的罪名。

  杨燕:在那个白色恐怖年代,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去狱中探望乔映淮并且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乔映淮又机智勇敢地保护了自己的弟弟。他们这种兄弟情、战友谊确实让人非常感动。

  乔杰: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格,那时候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在我离家之前,父亲专门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不管走到哪里对人要和蔼、要有礼貌、说话要客气,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而且还把自己非常珍惜的、在抗大用过的一个工具包送给了我。插队半年后我就入党了,父亲特别高兴,逢人就说:“我儿子入党了!”插队期间,我还曾代表临洮知识青年在定西地区知青大会上做了重点发言,这些都与父亲的教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杨燕:的确,每个孩子的身上都会有父母的影子。今天,通过和您的交谈,我们了解到您父亲勇敢坚强、战斗不息而又不同寻常、曲折坎坷的一生。在黑暗中他寻求光明、在牢狱中他不屈不挠、在迫害中他矢志不渝、在生活中他乐于奉献,他这种对党无限忠诚、对民族勇于担当、对群众无私热爱的伟大情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可以说今天您讲述父亲的一生,就是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党课,让我们很受教育。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这次文物征集和口述历史专访活动的支持,谢谢!

  乔杰:谢谢你们对我父亲这样高的评价,也谢谢你们对靖远革命先辈的重视和宣传!

  乔映洛与父亲(拍摄于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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