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国到会宁

    70多年前,一个14岁的孩子从江西兴国来到甘肃会宁。这个孩子,叫曾宪祯,是个小红军,从此,曾宪祯就一直留在了会宁,喝会宁的窖水,吃会宁的洋芋蛋,晒会宁的阳光,经会宁的风雨,一口原本地道的兴国话中,夹杂着会宁的土话。会宁人从不管他老家在哪里,都亲切地叫他“老红军”,有喊他“红军大哥”的,有叫他“红军叔叔”的,也有称他“红军爷爷”的。在乡亲们的心里,“红军”才是他在会宁的真实姓名。

  70多年后,他的儿子带着女儿从会宁出发,一路奔波,去了兴国,寻找“红军”父亲当年的足迹。
  他的儿子叫曾庆余,是会宁县公安局的一位老警察了。讲起他父亲的家世和经历,曾庆余热泪滚滚。
  曾宪祯11岁就参加了红军,14岁流落会宁
  曾宪祯1921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东风村乌石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1岁时,从江西瑞金过来的红军路过他的家乡。曾宪祯虽然年幼,但听大人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他看到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战土们一个个精神焕发,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面很壮观,这让一个孩子格外羡慕。尤其是当他看到红军队伍中也有十一二岁的小红军时,他想人家的孩子能当红军,自己也应该能行,于是就走进红军的队伍,成了一名红军战士。这么年轻的一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他当时参加的是红一方面军,被编在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三营三连,先后当过勤务兵、号兵、卫生员。枪林弹雨中,他冲到前沿阵地,为伤员包扎伤口;滚滚硝烟中,他扶着伤员,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行进的队伍中。雪山上留下过他瘦弱的身影,草地上有他顽强的喘息。吃过皮带,喝过苦水,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在激烈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中倒了下去,和曾宪祯一起出来参加红军的同族12个红小鬼,11个都倒在了长征路上。多少年过去了,曾宪祯想起当年铁流滚滚的进军和他的那些同伴,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据史料记载,1935年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撤离西南公路静会段,7日,翻越六盘山向陕北挺进。在进入甘肃的一次战斗中,曾宪祯腿部受伤,由于当时药品奇缺,未能及时治疗,致使腿伤溃烂化脓。但他硬是忍着疼痛,一跛一跛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甚至是连滚带爬地跟着队伍前进。
  那时已是秋天,黄土高原寒意袭人,但曾宪祯的额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当部队经过会宁县陇西川一带时,他的伤口感染厉害,两腿已是血肉模糊,裤子上都结满血痂,一个趔趄,他倒在了路边上,昏了过去。由于是夜间行军,急行军的战友没有发现他已掉队。当一阵秋风把他轻轻吹醒,队伍早已绕过山梁,奔走在他看不见的远方了。后来他才知道,和他一起行军的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这些著名的领袖人物。    
  这时的曾宪祯骨瘦如柴,口渴腹饥,加上掉队的悲伤,眼泪挂满了他稚气的脸庞。他咬着牙想站起来,但那双伤腿却怎么也不听他的使唤。他不想死,他还想着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就向着村子的方向爬行,身后的黄土地上留下了他艰难爬行的血痕,他想在村里找口水喝,然后打听队伍远去的方向。
  “嘭嘭嘭,嘭嘭嘭”,陇西川梁锦云家的大门被曾宪祯敲响。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梁锦云夫妇格外小心,他们怕土匪,也怕兵,但当他们仔细听这敲门声,不是那么粗暴,就按住紧张的心跳,悄悄地打开了门,那时面前的情景让这对善良的农民夫妇大吃一惊: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脸色苍白,破烂的衣服上沾着血迹。他们从帽子上的红五星上看出这是一个掉了队的小红军,梁家夫妇赶紧从门里跑出来,扶起曾宪祯,说这么小的娃娃,和咱的小儿子差不多一样大,多可怜啊,赶紧到屋里去,赶紧到屋里去。曾宪祯被扶进了门,躺在温暖的土炕上。梁夫人赶紧给他端水,给他换掉衣服,那顶红军帽被藏在了衣柜里。梁锦云几次到门口去张望,他怕别人看见,让国民党知道了来找麻烦。第二天,梁锦云就告诉村里人说,他收留了一位要饭的孩子,给自己做干孙子。     那时的会宁,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梁家收留下一个半大孩子,不仅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口,而且还满身是伤,需要治疗。但梁锦云夫妇一点不后悔,他们对村里人说,只要自己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这个孩子饿着。他们请来当地的名医郑斌发给曾宪祯看伤、敷药,每天用艾叶、薄荷煎水清洗伤口。起初的日子,梁夫人看曾宪祯手上有伤,端碗都困难,就亲自给他喂吃喂喝。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顽强的小红军活了下来。
  梁家从来不把曾宪祯当外人看,处处呵护着他。有一次,曾宪祯被人欺负了,是几个外地在村里干活的人恶作剧,梁夫人知道后拄着拐棍去找那几个不懂事的外地人算账,回到家里还气得直流眼泪,一天都没有吃饭。梁家人把曾宪祯当亲人一样看,渐渐地,曾宪祯也把梁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梁家夫妇当自己最亲的亲人。他的腿伤好了后,就给梁家放羊。他看着羊儿在山坡上吃草,一件件往事就浮现在他的脑海:想起杳无音信的双亲和遥远的家乡,想起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但他又庆幸自己在九死一生中遇到了一户好人家。为了报答这户好心的人家,他每天早早地把羊赶出羊圈,拣草多草嫩的地方去放牧,因而他放的40多只羊个个膘肥体健,活蹦乱跳。过了两年,曾宪祯长大了,开始在梁家学做庄稼活,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他样样都学得很快,加上能吃苦耐劳,很受村里人的喜欢。
  曾宪祯20岁那年,在梁家一家的操办下,与全家逃荒到会宁陇西川的秦安姑娘胥桂英结婚。他们结婚后,与梁家居住一段时间后,曾宪祯小两口与梁家分开过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在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缓缓走过。
  梁家夫人去世后,曾宪祯十分悲痛,他像梁家的子女一样给老人戴孝,并要求改姓梁。梁家人理解曾宪祯的感情,但坚决不让他改姓。厚道的梁家人觉得承受不起这么重的感谢。
  站在会师楼前照相时,曾宪祯热泪盈眶
  其实,在曾宪祯流落会宁整整一年后,红军又一次来到了会宁,只是由于曾宪祯消息闭塞,失去了找到队伍的机会。好长时间之后,他才从村里听到这个消息,他既兴奋,又伤感,兴奋的是又听到了红军的消息,伤感的是他不知道队伍去了哪里,自己不知道去哪里寻找。
  具体的情节是他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1936年10月2日凌晨,红一方面军15军团骑兵团在政委夏云飞、团长韦杰的率领下,冲进会宁县城“西津门”,消灭了会宁守敌,拉开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序幕。那时,红一方面军在积极做着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而二、四方面军正火速向会宁靠拢。
  10月10日,一首永远被红军将士铭记的歌曲在会宁县城反复高唱:
  “三大主力军/西北高原会合了/欢呼三个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团结我们工农红军全部的力量/走向抗日最前线/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十一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会合/为着建立人民政府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天黄昏,永远被记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会在会宁文庙大成殿前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朱德、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锤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了,就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并肩作战,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红军是一家人,是亲兄弟。一、二、四方面军,都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各部队都经历了万里长征,都历尽了艰难险阻,我们终于胜利了,今天的会师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伟大胜利。
  朱总司令的讲话,使广大红军将士热血沸腾。但生活在偏僻小村里的曾宪祯,没有听到总司令的讲话,他没有看到战友们热泪盈眶的欢呼和拥抱。甚至连华家岭上的连天炮火、慢牛坡的白刃战都是他以后才知道的。
  他思念家乡,思念长征,常常从睡梦中惊醒,眼泪打湿了枕巾。他不断地给妻子胥桂英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悲壮情景和抢渡大渡河的激烈战斗,讲他负伤时的情形,讲他对红军的深深思念。胥桂英渐渐对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红军有了一些了解,对领导红军的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会宁解放后,这位农村妇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多次参加县上的人民代表大会。
  当曾宪祯找到自己的队伍时,这支队伍已由红军改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有一次,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会师楼下,沿着青砖铺成的台阶,一步步拾级而上,站在朱德当年站过的地方,会师楼下的马蹄声和文庙大成殿里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息。当他在文庙大成殿里,看着那一盏盏曾照亮过雪山草地的马灯,那一把把还残留着战火硝烟的铜壶,那一张张记录着红军战斗历程的军用地图,他的心灵震撼了。长征路上的所有细节,又一次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那天他在会师楼下照了张相,本来要慈祥地笑笑,或者说自豪地笑笑,可怎么也忍不住已热泪盈眶了。
  党和政府给了曾宪祯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参加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工作,随后又让他先后担任杨崖集、陇西川、双城岘、侯家川等当年红军经过的会宁南部几个乡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同时,参加了会宁北川渠、吴川水库的建设。他在工作中始终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他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由于没有文化而对工作的影响,于是决定提前离休,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深感自己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学文化,有知识,同时,做人要厚道,生活要节俭。
  他一生都喜欢种树,工作期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树种到哪里。离休后,他在陇西川南河滩上开辟了10亩地的蔬菜果园,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烤背,他一年中的大多时间都在园中锄草浇水。当蔬菜满园、果树挂果时节,他就把那些青菜、白菜、萝卜、杏子、梨子分送给村里的乡亲们品尝,看着大家提筐背袋,来分享他的劳动果实时,他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
  他还经常出现在陇西川学校的校园里,每当少先队过队日,或者重要的纪念节日,他都会被学校请去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他声情并茂的讲述,使孩子们激动不已。时间长了,他和孩子们有了感情,他看到有些孩子上学路太远,就让孩子们住在他家里,尽管有许多麻烦,但他分文不取。
  在那些困难的年代,村里人都不宽裕,他相比较还算生活好一些。不管村里谁家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包括谁家缺粮少盐,他总会从自己家中抠出一些,以解左邻右舍的燃眉之急。   
  他常说,他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没有走完所有的长征路,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同时由于没文化,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但他可以做些小事。事情虽小,却可以反映一个老红军的情怀。
  前些年,曾宪祯老人去世了,他亲手栽培的那些树,像一个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陇西川的山山坡坡上讲述着他在这里经过的风风雨雨……
  从会宁来到兴国,曾庆余在荒草中长跪不起
  又一年的清明节前夕,曾庆余和女儿来到兴国,寻找他父亲的出生地。一听说一个从兴国出去的老红军的儿子要来寻根问祖,家乡人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邹小龙深情的安慰,陶亮、陆江萍、王存彬等忙前忙后的奔走,帮助他查找线索,陪他参观,给他介绍当地的变化,让曾庆余感到回家的温暖。他的同族侄儿曾繁欣、曾繁荣帮他寻找他父亲出生的村子,讲他家的过去,祭奠他的爷爷,给他讲兴国的革命历史……
  行走在兴国的红土地上,穿行在青山绿水、崇山峻岭中,曾庆余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崇敬和感动。在火红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兴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兴国人民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一切,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33年11月,毛泽东在兴国县长冈乡调查时发现,仅有437户人的长冈乡,当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就有320人,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这一时期,兴国县全县总人口只有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人之多,是苏区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因而兴国被称为“红军县”。著名的“兴国模范师”5000多人全部加人红军,轰动了整个苏区,被称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写下了“革命史上的灿烂一页”。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有12038名,长征途中兴国几乎平均每一公里就长眠着一位兴国男儿,成了长征的铺路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烈士之多,居全国各县之首,因此,兴国又有“烈士县”之名。在革命征途中,兴国人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屡建奇功,1955年至1964年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4位,兴国还是有名的“将军县”。
  曾宪祯参加红军后,家里只留下两位老人,还有曾宪祯的童养媳,叫袁桂凤。曾宪祯的父亲曾昭葱去世后,袁桂风就离开了这个家,曾宪祯的母亲朱氏改嫁他乡。老家的人都以为曾宪祯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曾宪祯父亲的坟70多年来没有被祭奠过。曾宪祯一直惦记着老家,一直想到父亲的坟头上去看看,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曾庆余为了了却他父亲的心愿,终于来到了崇贤乡爷爷的坟前,当他跪在那荒草丛生,几乎分辨不出的坟堆前时,他知道他是替父亲曾宪祯而跪,也是以自己作为孙子的身份而跪,同时也是以老红军的后代对着这片浸透了先烈们的鲜血土地而跪。草木无言,躺在地下的白骨无言,本来心中有万千语言要说的曾庆余此刻也无言,只有从刚刚返青的庄稼地和树梢上吹过的春风轻轻地诉说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故事……
  (文章有删节)
 (曾发表于2006年9月21日《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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