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虾蟆与忽必烈

    郭虾蟆与忽必烈——(元)郝经《郭虾蟆歌》中之“贤王”考

 

会宁在历史上最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非“金末孤忠”郭虾蟆莫属。郭虾蟆,汉名郭斌,被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赐姓“颜盏”,全称“颜盏虾蟆”。身经金、蒙古、元三朝的名儒谋臣、诗文大家郝经有一首《郭虾蟆歌》,全诗如下:

不援西夏弃燕都,本根颠蹶藩篱疏。
不都长安都汴梁,为爱青屋能久长。
陇上豪士山西将,忧国无言意惆怅。
中兴不居用武地,君臣苟且吾何望?
郭公堂堂性忠勇,自拒洮河保秦巩。
数年尚得建行台,金城坚牢华岳耸。
谁知自报小关捷,总倚潼关为守阨!
浑将梁宋作龟兹,便视秦凉等吴越。
西州渐孤敌渐多,四郊皆垒奈敌何?
将军百战气尤壮,头颅掷血为洗戈。
野无战地始乘城,城倾堞圮接短兵。
先将妻子置草围,坐束万矢著死争。
镞筈相衔如雨注,敌人却走不敢顾。
弯弓入围始自焚,飞矢出围浑燎羽。
灰飞城陷力始竭,贤王立祠称壮烈。
王师十万下马拜,竞摔马鞭声咄唶。
黄河都为苦泪流,陇山自此无颜色。
峨峨大将节,凛凛死国名,英灵在天为列星。
只应汝南破灭时,却从烟焰见天兴。
臣自焚,各得死所古未闻!
  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业儒,匮(蕴藏)德不仕,教授乡里,为一郡望族。”(见郝经门生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金朝无力抵抗蒙古军进攻,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次年,中都(今北京)失守,陵川郝氏亦随金廷迁居河南,以避战乱。元光二年(1223),郝经出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其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元好问又是郝经的老师。元好问曾对他说:“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郝经弱冠之年就已成名,二十多岁时就先后被元顺天路左副元帅贾辅、顺天府元帅张柔等礼请教授诸子。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北上沙陀,晋见亲王忽必烈,深受器重。九年,被任命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随忽必烈进攻江淮。秋九月,元军渡过长江,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一带)。得蒙哥死讯后,郝经于十一月二日上《班师议》,建议正在围攻鄂州城的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作为心腹重臣,郝经在忽必烈夺取汗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统元年(1260)四月底,即忽必烈称汗之后的第二月,忽必烈汗在开平王府接见郝经,任其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充“国信大使”,出使南宋,“告登宝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南宋奸相贾似道惧怕在鄂州与忽必烈私自议定的称臣纳币的丧权辱国阴谋败露,竟然背着朝廷把郝经在仪真(今江苏仪征)整整囚禁了16年。在“陈说不答,告归不许”的困厄处境中,郝经守节不屈,以忠义之气激励同伴,日以著述为事。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以拘留使节为借口,派遣郝经弟弟郝庸等人赴临安(今浙江杭州,时为南宋都城)兴师问罪,贾似道震恐,遣人送郝经及其随使诸人北还,沿途“所过郡邑,不远数百里来观者如市。父老见公全节不屈,龙钟皓首而归,往往有泣下者。”(见《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十二年四月,郝经回到京师,面见忽必烈。同年七月十六日病逝,卒年五十有三。殁后,赠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冀国公,谥“文忠”,崇祀乡祠。
  郝经一生著述颇丰,多达数百卷。其中只有元朝元祐五年(1318)由官方刊印诗文合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著作流传于世,其余著作,皆散佚无存。郝经的大部分著作撰写于滞宋时期,只有《陵川集》是滞宋前后随时随地写的。《(延佑五年)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评价郝经诗文说:“笔力雄深,议论赅博,忠义之气,蔼然见于言语之表。”
  《郭虾蟆歌》选自《陵川集》,是《金源十节士歌》之一。《金源十节士歌》是一组赞扬金末10位“守节的烈士”的歌行体长篇叙事诗,总题前有序云:金源氏(金朝的别称)播迁以来,至于国亡,得节义之士王刚忠公等十人,皆死事死国,有古烈士之风,可以兴起末俗,振作贪懦。其名字官阶、始终行业,自有良史。其大节之岳岳磊磊,在人耳目,虽耕夫贩妇、牛童马走,共能称道者。作歌以歌之,庶几揄扬激烈,由其音节,见其风采云。天兴(金哀宗年号)诸臣,国亡无史,不能具官,故皆只以当世所称者,如郭虾蟆、仲德行院等书之,俟国史之出,当为釐正云。“10节士”指王子明、移剌都、郭虾蟆、合答平章、陈和尚、马乌古孙道原、仲德行院、绛山奉御、李丰亭、李伯渊。
  《郭虾蟆歌》是最早记载郭虾蟆事迹的文字,作者郝经和郭虾蟆几乎是同时代人。元至正四年(1344)由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监修的《金史·忠义列传》本传记载,郭虾蟆战死于蒙古国窝阔台汗八年(1236)十月,卒年45岁。推算可知郭虾蟆生于1192年。郝经则生于1223年,比郭虾蟆小31岁,郭虾蟆去世时,郝经已经14岁。当代人写当代事,毕竟可信。(清)顾嗣立《元诗选》云:“《陵川集》叙金亡事最详。”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靖远县的城隍是郭虾蟆。靖远张慎微所辑乃父张云锦遗著《友石斋文诗拾遗》云:“兰州府城隍庙内配祀靖远县城隍。府城隍为纪信(汉朝将军),封公爵;靖远县城隍为郭虾蟆,封显佑伯。均系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旨封,有诏书存县。”
  其实,远在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国时代,郭虾蟆就被立祠奉祀了。从这首诗中的“灰飞城陷力始竭,贤王立祠称壮烈”得知,在郭虾蟆战死的当时或此后某年,蒙古“贤王”钦其忠烈,下诏在当地(即今会宁郭城驿)立祠奉祀,并出现了“王师十万下马拜,竞摔马鞭声咄唶”的壮观场面。这种“摔鞭示敬”的仪式,和现代在烈士墓前的“鸣枪示敬”属于同一性质,是一种极高的尊崇和礼遇。
  郭虾蟆祠如果建立于郭虾蟆战死的当时,诗中的“贤王”就应当是蒙古的最高统帅,即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金哀帝天兴三年(1234),金朝虽然被蒙古灭亡,但其在秦、巩、会(今天水、陇西、靖远、会宁一带)三州的残余势力尚存。1236年,蒙古军首先攻破会州,郭虾蟆以身殉城。接着,皇子阔端令出征秦巩地区,金巩昌府便宜都总帅汪世显投降,秦巩一带20余州先后降服蒙古。不过翻检有关史书,当时阔端似乎只是远地“遥控”,并没有亲临现场,战役的真正指挥者是蒙古大将按竺迩。
  郭虾蟆祠如果建立于郭虾蟆战死的“此后某年”,诗中的“贤王”极有可能就是对郝经有知遇之恩的忽必烈。
  要彻底论证这个判断,就得弄清以下繁杂的历史事实。
  《元史·世祖本纪》说忽必烈为托雷第四子,年少即“仁明英睿”,事母至孝,“尤善抚下”,30岁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246年,忽必烈在潜邸(帝王即位前的住所)拜受王印。1251年,忽必烈胞兄蒙哥即汗位,都和林(今蒙古国哈拉和林),以同母弟中忽必烈“最长且贤”,让其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1260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汗位,五月,改变蒙古帝国不立年号的传统,始立年号为“中统”,表明自己的政权是中华正统。1264年八月,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中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正式称帝。
  说忽必烈对郝经有知遇之恩,是以史实而言的:郝经虽然是金朝遗民,但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儒士,渴望经世致用、建功立业。1255年忽必烈在王府征召贤士,李治、元好问诸公累荐郝经。同年九月,忽必烈遣使征召,郝经因故未赴。十一月,征召的特使又至,郝经叹息说:“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贤,思治如此,吾学其有用矣。”遂决意应召。郝经感激之余,在《入燕行》诗中把忽必烈比做战国时候礼贤下士的燕太子丹。
  《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有这样一段记载:“岁丙辰(1256)正月,见于沙陀行营,上(忽必烈)问以帝王当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对,且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后连日引对论争,甚器重之,且命条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国规模二十条余……上复问当今急务,公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切中时弊,上皆为善。虽不能即用,至中统后,凡更张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郝经对忽必烈的评价很高,说他“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祖、唐太宗、魏孝文之流。”“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见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5《国信使郝文忠公》)在郝经的心目中,元朝建立以前的蒙古王朝,除了忽必烈,恐怕没有第二个“诸王”当得起这个“贤”字!再说,纵观郝经一生,在元蒙王室的政治活动时间总计只有6个年头(即使宋前的1256年正月至1260年底,使宋回来的1275年四月至七月),除了忽必烈,没有发现他和其他任何蒙古诸王有接触的记载。
  郝经在诗中多次称忽必烈为“贤王”。《金源十节士歌·移剌都歌》中有“贤王慷慨许送还,联镳南下三千里”句。《陵川集》卷13“律诗”类中有两首记事诗,其一诗题即为“贤王渡江”;其二《渡江中流赠杨宣抚(杨惟中)》中有“策马南来便渡江,临流举酒望贤王”句。这两首诗,据孙增科《郝经年谱》考证,作于蒙哥汗九年(1259)九月,郝经以“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的身份随从忽必烈南征江汉途中。以上三首诗中的“贤王”无疑都指忽必烈。
  另外,还有一条很有力的佐证,元好问早在1249年撰写的《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就称忽必烈为“贤王”了,此文末尾云:“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也,故乐为天下书之。”1252年,忽必烈因礼遇汉族知识分子,被张德辉、元好问等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同年,蒙哥汗“以中州封同姓”,河南、陕西为忽必烈的领地。1253年夏,忽必烈“出王秦中(今关中地区)”,派王府尚书姚枢设立京兆(今陕西西安市)宣抚司,先后任命杨惟中、廉希贤等汉族名臣为宣抚使,励精图治,关陇大治。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的行政措施,赢得了汉族军阀士大夫的普遍赞誉,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贤王”。“诸路之民,望殿下(指忽必烈)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见《元史》卷158《姚枢传》)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郭虾蟆歌》中的“贤王”就是忽必烈了。
  如果郭虾蟆祠真是忽必烈下诏建立的,其时间肯定在1251年至1259年三月忽必烈称王期间,最大的可能性是在1253年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驻跸六盘山期间,因为军队的人数和诗中的“王师十万下马拜”中的“十万”刚好投合,再说六盘山距离当时被蒙古军攻陷了十七八年的会州城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讲,真是“近得不能再近了”!
  波斯人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的《史集》记载,蒙古军征服大理付出了很大代价:“那个国家(大理国)离合汗(可汗)驻地很远,约有一年的途程,那里的气候又极其恶劣、潮湿,因此全军都生了病。”“那十万军队回来的,还不到二万。”
  由此来看,郭虾蟆祠如果是奉忽必烈之命建立的,其时间可以确定就是十万大军整装出发的1253年秋天,而不是远征回来人数“不到二万”的1254年的五月。
  “贤王立祠”的年份如果确定是1253年,那么《郭虾蟆歌》写作时间就只能在1256至1260年三月忽必烈称汗之前的5年之内了。《郭虾蟆歌》虽然只是“听闻”之作,却写得有声有色,辞气慷慨,壮怀激烈,有一种让人觉得作者就在现场的真实感,郝经笔力之非凡,由此可见。
  如果笔者“下诏为郭虾蟆立祠的贤王是忽必烈”的判断能够经得住有关专家学者严格的“检验”和人们的公认,这个意义就不是一般的大了,在郭虾蟆历史的发掘和研究上,是不啻石破天惊的一大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忽必烈是蒙古国的末代可汗,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大元王朝的开国皇帝,更因为他是一位历史上评价很高的、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郭虾蟆祠如果最终被证明是由忽必烈下诏建立的,郭虾蟆在历史上和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就会随之陡然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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