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滩疑云

    靖远县西北部的双龙镇,隔黄河同景泰县五佛乡毗邻,在历史上,特别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北线在此经过,形成了两大著名的渡口——乌兰津和白卜渡,熙来攘往的戍卒和商队,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节臣民在此渡河,络绎不绝;负载珍稀物品、军民物资的车马也日夜往来,马嘶驼鸣。但随着盛唐的结束,这一切都归于平寂,只给后人留下了包含许多秘密的遗迹。在双龙镇下辖的北城村,就有一座唐代古城堡遗址——北城滩,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堡?它与历史上的会宁关、乌兰关、乌兰津、乌兰县有着怎样的关系?今年春节前后,记者两次在北城滩一带探访,试图厘清其中的关系,但在缺乏详细史料和考古实证的情况下,这种努力似乎只是徒劳。
北城滩,“一片孤城万仞山”。
1976年,定西地区文化部门组织文物考古人员对北城滩进行了调查,在后来形成的《定西文物概况》中这样介绍北城滩:
“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石崖上,扼险踞要。东面山上有明代军事设施(长城、烽燧),西北与景泰县五佛寺对峙,南临黄河。南门外洪波汹涌,惊涛拍岸,对岸峰峦叠嶂,岩壑横峙,地势险峻,气象峥嵘,为黄河上交通、军事之险关要隘。”据传说,古代南门外有浮桥可达彼岸。
“古城略呈方形,面积195m×175m,系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城门设于南面,并有凸形瓮城遗迹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有小砂石层,夯土层厚14cm,夹砂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有墩台,北墙、东墙各有马面三个,西墙有马面两个。”据当地群众说,在四五十年前,城内还残存南北街道及建筑物墙迹。城内现为耕地,沟渠纵横。东、西、北三面城墙破坏严重。
“城内暴露的陶器残片及砖瓦片十分丰富,陶片为盆、罐、瓶之残片,经绘图复原,盆的口径有62cm大者。罐耳外面呈凹形。陶器多数口沿外翻。筒瓦经宽13cm、14cm,板瓦经宽26cm。这次普查时,采集了部分陶器残片及瓦片,其中有一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为唐代遗物。”
据此,考古人员将此城判定为唐代古城。
又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年记者在北城滩古城址探访时看到,当地居民在古城内栽满了枣树,周边城墙,特别是南面面向黄河的一面,由于风雨侵蚀及人为因素,崩塌损坏严重,大多已成为低矮的土丘,但周边的轮廓还算清晰。
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北城滩,我们会发现,这座古城所在的地区,是个半岛型地区,处在黄河大拐弯处。北城滩一带的黄河,正好位于红山峡和黑山峡两大峡谷之间,中间的间隔距离在十公里左右。北城滩西面和北面隔黄河是景泰县的五佛乡,这里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地形开阔,是五佛河谷盆地。黄河从红山峡河谷冲出后,水流变得平缓,没有了急流险滩,非常适宜设置渡口,尤其适宜设置大的渡口。对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这样描述到:“(北城滩古城)所在山头北、西、南三面均临黄河,仅东部与陆地相连,呈半岛状。南面临七、八十度之陡峭石崖,其下即为汹涌之黄河。城东、北、西三面无门,仅南面有门正对黄河岸边。据当地居民讲,城南门外古代有桥,出城门至石崖上还凿有宽阔之石级通往河边。1958年崖下修水渠炸毁石级。据此城位置与形势观之,应为守御渡口之关城无疑,否则何得在此黄河边之孤立山头筑城?”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句千古名句,似乎是对北城滩的实景描述。那么,这是一座什么关城?对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等人认为,北城滩是唐乌兰县、乌兰关所在地;而台湾历史地理专家严耕望、兰州大学教授刘满等人则认为,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其下的渡口就是非常有名的乌兰津。
北城滩,是唐乌兰关吗?
唐代在今白银地置有会州,会州下辖会宁、乌兰二县。会宁县是会州州治所在县,其区域为今平川、靖远县所在地,会州城据今人考证,在今平川区旱平川的黄河岸边。但乌兰县在哪里?史学界颇多争议。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说:“乌兰县,上。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人于凉州,故武威县侧近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东南四里。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
《太平寰宇记》巻三十七记载:“乌兰县。州西北驿路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三乡。本汉祖历县地,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前凉张轨收其县入凉州,别置祖历县。周武帝西巡于此,置乌兰关,又置县,在会宁关西南四里。后移东北七里平川置。”
这是唐宋时期地理志书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方位及距离的记载。这些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乌兰县、乌兰关是周武帝(宇文邕)西巡时所置,近年有学者指出立县的具体时间为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2年),这年周武帝西巡原州,登陇山;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都在会州的西北方向,驿路(官道)一百八十里,直路一百四十里,按此推算,当在今靖远、景泰两县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也就是靖远双龙、景泰五佛一带;开始时,乌兰县治、乌兰关在会宁关西南四里,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因城内沙石太多,无法居住,乌兰县迁移到会宁关东北七里的平川。
据此,兰州大学教授鲜肖威认为,靖远县城西北70多公里的北城滩,“建在红色砂岩之山头上,远望山与城皆呈红色,乌兰山、乌兰城可能因此得名。”乌兰为鲜卑语,意思是“红色的”。“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将“乌兰”标在黄河大拐弯处的东侧半岛上,即今靖远县西北的北城滩一带。
乌兰津即为北城滩下的黄河渡口。乌兰津一词,最早见于《北齐书·可朱浑元传》。可朱氏系辽东人,北魏时带兵内附于魏,后成为关陇镇将世家。至可朱浑元,以功升渭州刺史。侯莫陈悦叛杀贺拔岳,宇文泰统贺拔岳部攻杀侯莫陈悦,可朱浑元收侯莫陈悦之众退保秦州。宇文泰久攻秦州不克,遂与可朱浑元订盟而退兵。可朱浑元与东魏丞相高欢友善,又因父母妻子在东魏,故欲东归高欢。宇文泰再攻可朱浑元,“元乃率所部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宇文泰)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资治通鉴》亦谓“浑元率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
《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其时,乌兰陷于吐蕃已经三十多年了。《资治通鉴》还记载:“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王泌在元和四至八年(809―813)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吐蕃建造乌兰桥当在此期间。鲜肖威说:“考虑到吐蕃在上游甘青边境所建丙(应作“炳”)灵寺、兰州西津等桥梁约为握桥,则此乌兰桥亦应为费木料很多的吐蕃式握桥,这个月城就也是守桥的关。”月城是桥侧环形卫护桥梁的军事建筑,起到防卫桥、关的作用。从其形状看,月城呈长长的弯月形,当为乌兰关城。
北城滩南面溯黄河而上,就是景泰县的车木峡。车木峡呈半岛状,突入黄河之中。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车木峡”呢?联系到吐蕃为了建造乌兰桥而“先贮材木”,有学者大胆推测,这一带原先称为扯木峡,后来音讹为车木峡。吐蕃人从黄河上游抛掷木头(今靖远石门一带的哈思山在车木峡上游,至今有原始森林),顺流到车木峡,水流转弯变缓,正好适合于扯木上岸。车木峡一带,东岸的靖远县崇山峻岭,西岸的景泰县为黄河弯曲低地,不适合于建造桥梁;而北城滩古城及其南岸,两岸石崖相对,恰可架设桥梁,乌兰桥应当建在北城滩古城及其对岸。
持此观点的还有原兰州大学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冯培红先生。他撰文认为:北周始置的乌兰关、乌兰县城设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位于黄河东岸;到隋代开皇十九年(599年),乌兰县被撤并入鸣沙县,而乌兰关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626年)恢复了乌兰县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乌兰县城因南濒黄河,不断受到河水冲刷,城内沙石不堪久居,遂搬迁到东北7里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唐蕃对峙时期,在乌兰关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位于车木峡的下峡口。他还对会宁关的位置做出推断:“北城滩古城为乌兰关、县城,往西北4里的北城滩西北角为会宁关所在地”,也就是今靖远、景泰二县的五佛渡口,当地人称作沿寺渡口。
另外,在北城滩还出土了一批隋唐时期的墓志,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又一墓出土砖质墨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610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会州乌兰县人许□□,永徽五年(654年)七月廿八日亡;妻□入咴,显庆五年(660年)正月十八日亡,其年十月廿九日合葬……”
还有一方墓志,“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汜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748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据《定西文物概况》)
文字最多的一方墓志,即《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氾府君(山琮)墓志铭并序》,文字有400多字,文中写道:“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呜呼!以开元十年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卌八,先夫人卅四载也。”
北城滩出土的墓志是“活化石”,是“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它证实了这些墓主都是会州乌兰县人,死后都葬在北城滩唐墓群中,根据属地原则,北城滩这一带应当属于乌兰县地界。
但到了明清时期,一些地理志书对唐乌兰县、乌兰关的方位,却做出了反方向的定位,如《读史方舆纪要》说:“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汉祖厉县地,后周置乌兰关于此,唐武德末置乌兰县,属会州,后没于吐蕃,县废。”“乌兰山,卫南百二十里。上有关,唐置乌兰县,以此山名。”“乌兰关,在卫南乌兰山上。《唐志》乌兰县西南有乌兰关,是也。”“乌兰桥,在卫西南百里。《唐志》:‘在乌兰关外黄河上。’其地亦名乌兰津。”还有《嘉庆重修一统志》《靖远卫志》也持这种说法。对会宁关的认定也是如此,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唐会宁关标在今靖远县西南七八十里、远离黄河的山上。台湾学者郑梁生编译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唐会宁关在今靖远县西南百二十里乌兰山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守忠先生认为唐宋会宁关为一地,都在今会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西南约七八里关川河的峡口,关川河也是因此关而得名。
这里的卫,指今靖远,这些明清志书都将乌兰城、山、关、桥及乌兰县、津定在靖远卫以南100―140里处,而100―140里处的地方已经进入今会宁县境了,这在方位上与唐宋地理志书所说的在会州西北明显不合,为现代学者所不同意。
之所以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主要是学界对文献理解的错误而导致对乌兰县、乌兰关、会宁关位置判断的失误,并轻信了明清人的记载,又轻易否定了唐宋人的记载。其实,宋代也置有会宁关,但宋会宁关不是唐会宁关,宋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1098年)进筑,赐名通会关,不久,即改为会宁关,遗址有人考证到在今榆中县东北。
北城滩,是唐会宁关吗?
唐代,在会州还有一个会宁关。
会宁关始设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名气不及乌兰关。唐人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说:“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峣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这里叙述关中的四塞,西面提到了乌兰关,而未及会宁关。但至迟到了唐开元年间,会宁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唐十三个中关之一。
《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中都说:“会宁关,东南去州一百八十里。”
台湾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依据史籍记载,对乌兰关、乌兰县和会宁关所在以及相互间的方位,作出了如下的论断。他说:“乌兰关、乌兰县即在一地,或相去极近。……自会州西北至乌兰县、乌兰关直路一百四十里,驿路一百八十里,而此关县与会宁关相去仅四里之遥……然则会宁关东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亦就驿道而言,故志书记载乌兰县与会宁关皆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也。……时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即认为唐会宁关与乌兰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所在地在景泰县东北黄河大转弯处。
严耕望先生对于两关、两县的位置,实际上并未进行现场考察,分处黄河东、西两岸仅属推测之言,两关“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大概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兰州大学教授刘满先生在严氏论断的基础上,认为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
严耕望和刘满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所以两岸说产生了较大影响,为现代许多学者所认可。但是,“两关两县两岸说”对有些问题却解释不通。
比如《氾府君墓志铭并序》,刘满说“墓主是唐天宝七载(748年)死在乌兰县城的家中的,而墓志铭出土的地方,即死者墓地在今北城滩,而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墓主的家乌兰县城就在墓地所在的黄河对岸”。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如果北城滩地属会宁县,那么乌兰县人氾府君去世后,其家属为何要费力地渡河过关,将尸体运到黄河对岸的邻县去埋葬?
比如,按照史籍记载,乌兰县和乌兰关“在会宁关东南四里”,如果北城滩遗址就是会宁关,乌兰关和会宁关“夹河并置”的结论成立,那么,乌兰关和乌兰县治在未迁移前,其位置就在今景泰县车木峡地段,但车木峡也是一块突入黄河的小岛,黄河对岸的靖远县境内层峦叠嶂,似无路可通,而且若在这一带设关立县,在军事上没有退守余地,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关于唐会宁关,史籍中还有如下记载:
在敦煌发现的文书《水部式》残卷中这样说:“会宁关有船五十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着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
《唐六典》卷六中记载:“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闻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
《唐六典》卷七中又记载:“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皆以当处镇防人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其余船别三人。”
唐代的关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有在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与驿道相连的关才能是上关,其他地方与驿道相连的关只能是中关或下关。在唐代有名的十一个关津中,会宁关是当时最大的。唐朝政府规定:国内各大渡口,凡是没有桥梁的,“量其大小难易”,由政府拨给船只和船工。唐代《水部式》记载,开元、天宝时,“会宁关有船伍拾”。每只船的船工以三至五人计,会宁关约有船工200人,每天渡河的人当达千人以上。就船只和船工的数量而言,会宁关在当时全国没有桥梁的渡口中,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见,当年的北城滩一带,四周巍巍群山环抱,滔滔黄河中流,倚山临水,关城下的黄河阶地上是等待渡河的士兵、商人和物资,大河两岸车来船往,人喊马嘶,一定是十分热闹的。《水部式》记载“会宁关有船伍拾”,《唐六典》记载会宁关有关船三艘,后代学者认为,前者是国家颁布的实用性法令,反映了会宁关的实际状况;后者只是归纳性条文,因而前者更为可信。
开元天宝时的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的西境在长安以西万里以外的地方。它在我国西北地区设有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还在今新疆地区设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离会州最近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在武威市),当时驻军7.3万人,马9400匹。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管兵7.5万人,马1.06万匹。仅这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十几万军队和两万匹军马的粮秣、器械,大都是要经由会宁关渡河。“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来往于长安与凉、甘、瓜、沙诸州及西域各国间的商旅及其货物,大多也是经由会宁关渡河的,因此会宁关就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也最繁忙的渡口。
其实,在今人看来,北城滩是乌兰关也好,还是会宁关也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北城滩所在的这个地方及其渡口,在唐代是多么重要。从长安出发,通往河西走廊,主要有两条官方驿道,一条是秦州路,一条是乌兰路。乌兰路也就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这条路是一条军道、商道,主要供军队和商人行走,运输的是军队的粮秣和商品,在路过北城滩段的黄河时,竟然设置有两个关城。更为重要的是,在会宁关西南20公里的今景泰芦阳镇的窎沟古城所在地,还置有新泉军,驻防着一支7000人的军队。新泉军由河西节度使统辖,主要职责是阻断吐蕃和突厥的联系,但对于近侧的会宁关,自然也承担着保卫职责。
会宁关最繁忙的时间是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后因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丝路道阻,会宁关最为辉煌的一页也就成了过去,变成了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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