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五佛寺的历史遗存

    蜿蜒的黄河自红山峡冲出后,流向改为向东,约10公里后又急遽合拢,进入黑山峡地段。在红山峡和黑山峡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河谷盆地,河的北岸就是景泰县的五佛乡,南岸则是靖远县的双龙镇。在两岸群山的环绕下,黄河呈反“S”形横贯其中。历史上,此段黄河是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岸边有著名的乌兰津渡口,连接着西域和中原,也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和交流,五佛境内也留下了诸多历史遗存。

五佛寺石窟,洒落在景泰大地的一颗佛珠
五佛乡兴水村西南的黄河岸边,有一座石窟,当地人叫做五佛寺,又叫做沿寺石窟或千佛洞。这是一座怎样的石窟呢?
从现在上溯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北魏时期。北魏统一了战乱纷争的北方地区,结束了12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北魏统治阶层推崇佛教,大兴开窟修龛建佛,促进了佛教的传播,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佛教的发展更是进入黄金时期。白银境内的法泉寺、五佛寺等石窟,同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一样,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建设的。
五佛寺是一座单体石窟,石窟中有五尊大佛,坐向为东南西北中五方,所以叫做“五佛寺”或“五方寺”;寺名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其源于佛教密宗:“大日如来有五种智慧”,为了教化五方民,化为五方五佛;窟内两侧的壁面上又塑有千余尊小佛,因而又叫千佛洞;又由于当地人把河边叫河沿,所以这座建在黄河边上的寺院又叫做沿寺石窟。
如今,五佛寺整个寺院的布局大致为东西两排。西排以石窟千佛洞为主,坐西向东,东排以天王殿为主,隔一条狭长的小院,坐东面西与石窟相对。天王殿是砖木混合结构的两层飞檐翘角的硬山顶楼阁。
石窟深9米,宽7米,中间有正方形的中心塔柱直顶窟顶,塔柱每面宽约5米,每面在距地面1.2米处开龛,龛内各塑佛像一尊,均为吉祥坐,手脚各异。前面的释迦牟尼佛为石窟里供奉的主尊,为清代康熙年间重塑。其余三尊形态各层,神态自若,腰细面圆,方颐突出,有人认为其造型特征属宋代晚期作品。但又有人认为:“主佛释迦牟尼端坐中央,神情睿智慈祥安逸,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两壁为一佛二菩萨,这是北魏通行的三世佛体裁。”据此,这三尊塑像当属北魏时作品。
窟后南北两角各塑一尊泥佛,较前者造型高大,金面丰腴,体态端庄,均内着僧祗支,下着裙,外着袈裟,端坐在束腰莲座之上,其形象装束也与北魏造像有相似之处。北魏佛像“面目清秀俊美,疏眉朗目,嘴角微上翘,露出一丝神秘微笑。佛之装束,上身内着僧祗支,胸前束带打结,外着敷搭双肩的褒衣搏带式袈裟,衣裙于佛前轻轻垂下并自然折矗展开,衣纹为流畅自如的阶梯式,由粗犷奔放,改为清秀欣长,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已开始民族化、世俗化的转折。”因而,这两尊泥佛为北魏造像。但又有研究者认为,其造像特点又好像是晚唐和五代遗存。
石窟南北两壁的壁面上,全是大大小小的模制影塑佛像,有七至九排,计有千尊,置于泥塑假石台布之上,千佛洞的称谓完全名副其实。造像“秀骨清姿”,体现了北魏造像的风格。遗憾的是,由于景电一二期泵站离五佛寺距离太近,景电提灌工程上水后,地表层渗水日趋严重,每年的雨水汇同渠系渗水夹杂盐碱的侵蚀,洞窟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变,致使佛像毁坏严重,千姿百态的小佛像纷纷脱落,栩栩如生的五尊大佛底座也受损。记者今年初在五佛寺看到,原先小佛像脱落的地方,今人又补塑了小佛像,但和原佛像相比,补塑的这些小佛像,其艺术水准打了很大的折扣。
五佛寺石窟外修建有舍佛阁,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阁,紧接石窟崖面,与石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成为石窟前室。一、二层为方形门楼,第三层为八角形尖顶塔式。第二层正面悬木制牌匾,上书“五佛寺”三个大字。五佛寺与白银境内的“法泉寺”“红罗寺”一样,都属于前殿后窟的佛教建筑。一楼南侧置木梯可登二楼,二楼北、东、南三面绕廊,边置围栏,中为佛阁,直通窟内。楼顶为木制尖顶八角亭,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基本完好。楼对面原有一座金刚殿,为歇山顶式砖木结构建筑,1968年失火被焚。据说当时为景电工程建设初期,施工人员夜晚住宿在里面,有人用电炉子烤暖,却不慎引发火灾。目前,该楼已恢复重建。
在“文革”期间,五佛寺石窟也曾成了攻击的对象,周边的财神庙、龙王庙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五佛寺石窟因窟内放有炸药,五佛水管所以人和钥匙不在为由拒绝开门,才幸免破坏,石窟竟神奇的保存了下来。
石窟西南有财神阁、龙王庙,庙前有观河楼,此楼修建年代已不可考,看似老态龙钟,实则坚强有力,走在上面十分平稳,毫无登“危楼”之感。观河楼傍河而建,与石窟一起成为五佛寺的两大景观,有文人为此楼撰写了一副楹联:“观河楼,观河流,观河楼上观河流,河楼千古,河流千古;千佛洞,千佛像,千佛洞中千佛像,佛洞万年,佛像万年。”来到黄河岸边,登楼俯视,滔滔黄河从车木峡倾泻而出,在沿寺形成一个大转弯,向着远方奔腾而去;遥看对岸,远处群峦叠嶂,挺拔峻秀,近前为雄关(会宁关,今北城滩遗址)扼守着乌兰津渡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实景描述,让人回味无穷。
沿寺石窟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整个石窟艺术宝库中,它是一颗不可忽视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北路向河西伸延的一处明显标志,是洒落在景泰大地的一颗佛珠。
五佛寺石窟,曾隐藏着一卷西夏文经书
1983年夏天,石窟北壁因地下水渗透严重,墙壁被水泡软塌方,景泰县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抢救。在清理抢修时,从墙壁里面的填土中清理出西夏木制蜡台一个,并发现西夏文残经卷一部。当时,在场的人对那种古怪的文字一个也不认识,一些人因为这些经卷上文字的陌生,加上沿寺一直是当地人心中信奉的宗教圣地,所以,不少人认为这是“天书”,是由于“文革”对这里的破坏导致了上天的惩罚。于是,当场就有人损毁了一些经卷,等县上的文物保护人员赶到时,只剩下了7片残经,计文字673个。最后,经西夏文专家破译,结果为《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经文残页。目前,这些经卷残页存放在景泰县文化馆。
五佛寺石窟中怎么会有西夏文经书?
原来,景泰是西夏故地,《甘肃省景泰地名志》中这样记载:“宋为西夏占有,西夏贞观十一年(1111年)属西寿保泰军司。”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割据王朝,立国190年。本名大夏,又称白上国,宋代人称西夏。1038年,元昊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凉府(今武威)为西夏辅郡。西夏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在最兴盛时辖22州,占有今甘肃、宁夏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方圆二万余里”。它先后与辽、北宋及金、南宋鼎足峙立,虽称臣于这些王朝,却始终严拒外力伸入其境内,保持实际的独立,而且武力强大,为宋、辽、金各国重视和畏惧。
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在元昊称帝前,野利仁荣便受命创制,时称番文、番书。元昊大庆元年(1036年),元昊将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创制的6000多字,颁行境内,并尊为国字,广泛使用,“凡国内文艺诰牒尽易蕃书”。西夏曾用这种文字大量编纂字书和韵书,编写历史和法典,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目前,能看到的西夏文献文物主要有:佛经、儒家典籍、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字典辞书、官府文书、民间契约、杂记便条、法律典籍、兵法兵书、历日、占卜辞、医药处方和医书、官印、符牌、钱币、铜镜、瓷器、石窟题记、碑刻木牍、审判记录等等。总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凡是需要使用文字的地方,都有使用西夏文字的踪迹。因此可以看出,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西夏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新文字,很快在全国普及应用。
遗憾的是,1227年,蒙古人西进并攻打西夏国都,大量的西夏文文献在战火中惨遭破坏。随着西夏王朝的灭亡,西夏文也渐渐的消亡,西夏文字随之不存,成为后人所说的“死”文字。从现存的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木刻板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和河北保定出土的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建西夏文经幡来看,至晚在明代的中期,还有人认识并能够使用西夏文。明代晚期以后,这种文字便再无人认识。
景泰五佛寺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西夏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部佛经,西夏在惠宗秉常、仁宗仁孝、襄宗安全时期分别对此经进行翻译、校勘、复译经疏等,直到蒙元时期,西夏遗民继续雕刻印行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目前已知的保存在国内外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无论数量、内容或版本形式,都非常丰富。五佛寺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佛经残页,为木活字印刷,经专家考证,属蒙元时期的刻本,其版本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发现相同者。
其实,早在1996年,景泰县就发现了西夏文文书。由于收藏者是芦阳镇的一位农民,他一直没有将之公布于众,因而外界及学者对此一直不了解。后经专家鉴定,发现这是一件珍贵的西夏文发愿文文书。
该文书共由16小页组成,手抄体,页面有残缺,上有蛇形图案两处。从字迹看,由两人书写,1至8页及15、16页出于初学者手笔,书法生硬幼稚,9至14页笔法流畅,行草规范,出自有一定书法功力人之手。经初步释译,这是一本西夏时的祭祀发愿文,反映了党项族傅姓之家,因家中受了病丧灾难,请来圣僧、和尚颂经、念佛,写祭文、许愿心,希望神灵保佑全家平安,坐地龙王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
五佛沿寺与五佛盐市的轮回转换
五佛寺又叫沿寺,除了是沿河而建的寺院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此地曾形成过一处盐市,主要从事食盐贸易,民间又称为“盐寺”。
西北自古产盐。商周时期,人们所说的“大夏之香盐”“戎盐”,指的就是西北一带的盐。西北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青海的青海湖以西地区,一个是内蒙古的阿拉善地区。
阿拉善地区的盐场主要有吉兰泰盐场、察汗布鲁克盐池、雅布赖盐池等八大盐池。这些盐场中的盐因色泽不同而被分别称为“白盐”“青盐”“红盐”“黑盐”等,自汉代开始开发,到西夏时,这里的盐成为西夏王朝和宋、辽交换所需的铜铁、丝绸、粮食的重要战略物资,但也成为宋政府控制西夏的锁链。
五佛渡口在早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交通口岸,隋唐时期,称作乌兰津,附近建有会宁关和乌兰关,在此行走的主要是商人和军队,运输的是军队的粮秣和商品。随着唐朝的衰落,丝路受阻,这个渡口也逐渐归于沉寂。西夏人在占领景泰后,以景泰为基地,兵分三路迅速扩大战果:西北路完成了对凉州的攻占,继而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西路翻越松山,攻占了今天祝县境内,继而越过大通河,向青海境内进发;西南路则沿着北大路行进,完成了对兰州周边的占领。北大路是西夏从兴庆府(银川)通往兰州、西宁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路线为出银川,经中卫,到景泰,至皋兰,抵兰州。应当从西夏开始,五佛寺除了佛教的兴盛外,阿拉善地区的察汗池青盐也运至五佛开始交易,五佛寺成为西夏的重要集镇码头,经济文化随着贸易的发达而繁荣了起来。
元明时,随着社会商贸交易的发展,五佛渡口进一步发展成为沟通中原与蒙古等地的重要交易码头之一。到了清代,这里进一步繁荣,有八大盐商占用了寺院僧房,沿寺便成为内蒙古阿拉善察汗池青盐的集散地,人们从佛教信仰和商业贸易双重因素出发,整修了山门,并悬起了“盐寺”匾额。那时蒙古的青盐、皮毛等土产品与中原的丝绸及日杂货物在这里集散,便有了“蒙古驼不过黄河,中原马不进沙漠”的说法。可见沿寺在当时商贸交流中的作用,到清末以后,随着条山盐务局成立,商业网点分散转移,沿寺的期货码头随之消亡,因此在人们的意识中“盐寺”又恢复了原来的含义,即为黄河沿边的寺院地——沿寺。
据传,那时候,五佛寺青盐市场的交易非常活跃,每年到五佛寺的骆驼数量高达万峰以上,交易也有3000多吨。遥想当年,每逢运盐季节,成千上万峰骆驼从蒙古高原上云集而来,人喊驼叫,一片繁忙,装载运盐的骆驼一链接一链,那该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从察汗盐池到五佛寺四百余里的运盐驼道上,运输驼队从每年的十月开始起场,叮咚作响的驼铃声便一直响到第二年二月收场时,整个寒冷的北方大地,因有了黄色驼群的缓缓走过而不再孤寂。
五佛寺石窟,是先祖留给白银人的一份珍贵文化礼物,对研究佛教文化及其在白银的传播,研究西夏民俗及其文化提供了活的史料,其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希望更多的人珍惜它、保护它,让这处历史遗存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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