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口语老师

      那是2007年的9月。站了八年讲台的我如愿来到西北师大这座百年学府求学、圆梦。漫步在师大绿色的校园,融在一群群青春学子中上课、打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感觉很好,有说不出的兴奋。没有了往日工作中诸多的摩擦、暗角,心中说不出的惬意、轻松。唯独令我头疼的是英语,尤其是口语,每次上课心中总有种畏惧感。当老师没怕过,做学生倒怕了,真是不可思议。

  开学第二周,我们便有口语课。那天上课的地方是旧文科楼二楼,教室很旧,但却宽敞,四周墙壁上积满了很多尘土和斑点。我在靠墙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坐下,总觉得这样安全。一会儿,进来一个二十七八岁,身体微微发胖的女老师。但见她肤色略略发黑,颧骨较突出,嘴唇很厚,满脸的严肃;一双眼睛很大,单眼皮,但目光很有穿透力,似乎蕴含着丰富的话语。仔细看,倒看不出有“外国人”的特征。
  铃声响了。她放下手头的事,迅速站在讲台正中,热情地说:“Hi!Good morning,everyone!”她说时伸开双臂,手掌向上,微微欠身,满脸笑容。说完后又给大家鞠躬致意,就像藏族人敬献哈达一样。接着她作了自我介绍。原来她叫“Christina”,中文名“廖圣恩”,家在佛罗里达州,而父亲却是台湾人,母亲则是菲律宾人,难怪她长得有点像中国人。那天她还提了一些要求,其中一条是要求我们每人交两块钱的资料复印费。
  慢慢地,我们发现Christina是个很敬业的老师。她将我们班分成三个小班,在不同的教室上,时间和原先一样,但交流训练的机会明显多了。起初,有同学猜测,口语老师要向我们收钱,因为分班无形中加重了她的工作量。的确,她带好几个班的课,每个班又分成了三个小班,是原先工作量的三倍。但到期末,也没看出她要额外收钱的迹象。每节课上,她都事先准备好几张卡片,有测试题、学习资料、各种图片,然后发给我们。一学期下来,每个人少说也有近百张吧。其实这些资料仅印刷费已远远超过了2块钱。虽然是给研究生上课,但她上课的方式很灵活。每节课都围绕一个话题组织一些小活动,以表演、竞赛最多。她经常带来一些照片让我们看,使大家有幸领略真切新鲜的异国风情。课堂上的Christina很是活跃,讲起课来激情十足,表情丰富,时而绘声绘色,时而“手舞足蹈”。当她描绘某个角色、某种情境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表演起来,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Christina做事很讲原则。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上下课很准时,不像有些教授,姗姗而来,早早而归。她十分反感不诚实行为,每次小测验,她都要强调几遍纪律,尽管大家压根儿就没想着作弊。每次上课她都要点名。她的记忆力也特别好,只要把谁问过一次,就能记住这人的名字。上课提问时,她常走下来,站在你对面,用她那极富穿透力的目光注视着你,蕴藏着无穷的期待、尊重。学生若是回答不上,她绝不就此罢休,非要启发你回答上为止。
  记得那次口语课,Christina围绕一个对话句型问了好几个同学。我也被叫到,但没回答上。之前她曾问过我几次,但都简单,我幸免于尴尬。而这次情景句型复杂,我怎么也听不清她问什么。Christina大约看出了我底子差。她一边重复问题,一边比划着走到我面前。我不敢看她那双大眼睛,只是抓耳挠腮地琢磨着,不时向两旁的同学求援。而她却一脸的严肃,示意别人不要给我帮忙,那双大眼睛直视着我,反复启发,等待我的回答。周围的空气很凝固,我的心在呼呼跳动。其实,Christina严肃的脸上并不失往日的亲切。我费劲地挤出了几句话,大约是错了。她停了会,又换了几个简单的对话考我。幸好我应答对了,她脸上才露出了难得的笑意。没想到她接着问起先前的那个句型。我稍稍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但比之前好多了。她边用手比划着边举例子,还上黑板去写那几个句型。渐渐地,我的内心也平静了许多。“相持”了约半个多小时,我准确地说出了那几个句型,当然不是十分流畅。别的同学早已不耐烦地在一起小声说话。我苦笑着坐了下来,她却盯着我连声说道:“Verygood!Verygood!”她说得很严肃,大眼睛中充满了鼓励。从教八年有余,我还没遇到一个老师提问学生竟然相持了半个多小时。记得我以前上课时,如若学生回答不上问题,我一般会善罢甘休,再叫一个学生;公开课上问一些差生,那也是做给别人看。我不由得对她增添了几分敬意。
  时间的指针很快指向了2008年的5月12日。这天下午有Christina的口语课,地点在师大旧理科楼三楼。我提前来到了教室,习惯性地坐在中间第三排靠边位置。大约2点20分,Christina手提录音机和一袋资料走进教室,开始调试准备。离上课还有几分钟,她提前站在讲台上注视着大家并问好,随后伸开双臂向我们鞠躬致敬。就在这时,我感到身后的同学在推桌子,顶得我后背疼,忽然又头晕耳鸣,那桌子好像船在水上漂浮一样,使劲晃起来,头顶上的吊灯也剧烈摆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地震,就听见有位女生大喊地震了。霎时,学生们惊慌失措,乱成一片,个别学生已经本能地钻在桌子底下。“用手抱着头,赶快蹲在桌子底下,不要乱跑!”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Christina,没想到她的中文讲得这么标准。惊慌之余大家还是抱着头蹲在桌子底下。转眼间,教室不怎么晃动了,Christina立即指挥我们一排一排按次序往外撤离,还特意叮嘱我们迅速要快,不要妨碍别人。好在这座旧楼的楼梯宽,学生很快陆续跑到了楼前的小广场上。我清楚地记得,Christina最后一个从教室里出来。校园广播很快播报了汶川地震的消息,道路、广场上站满了打电话的学生,他们还沉浸在惊慌中。Christina站在学生中间,像母亲安慰孩子一样安慰受了惊吓的学生。我也走了过去。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后关切地问我是否还在害怕,大眼睛里充满了担忧,脸色微微泛白。我说现在好多了,然后向她竖起大拇指:“您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我们很感激你。”她听了连连摆手:“不,不,这没什么,在美国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应急演练,早已经习惯了。”大眼睛里增添了些许欣慰,比往常动人、美丽。说了没多久,她便召集周围在场的学生去体育馆前方的草坪上继续上课,尽管大家还处在惊慌害怕中,但还是很情愿地跟着她去了草坪。
  接下来的口语课正值哀悼日。那个时间点上,我们全班肃立默哀,防空警报声刺疼了我们每个人,好几个同学低声抽泣。Christina眼里噙满了泪水,声音颤抖着但又很有力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这些逝去的同胞们,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是他们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可贵……”哀痛之余,我们又多了几份感动。
  到了研二,我们再没有开口语课,我也再没见到过Christina,同学们在谈论中偶尔会说起她。她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好在我的口语、听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想这与Christina有很大关系。从她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尊重、平等,什么是敬业、讲原则。她似乎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育学”教材,而且是“美国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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