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的特权

    宋高宗退居二线后,仍然不放过手中的权力,干预朝政。有一次,他设宴招待宰相级别的官员,在这样的场合,伶人表演杂剧以娱乐是经常出现的节目。这一次,伶人装扮成三个秀才粉墨登场。表演过程中,先问第一个秀才:你的家乡在哪里啊?回答是:我是上党人。问第二个,回答是:泽州人。问第三个,他说是湖州人。接下来,又问第一个秀才:你们上党出产什么药材啊?“我们上党出人参。”问泽州的,泽州人回答:“我们出甘草。”又问湖州的,湖州人说:“出产黄檗。”询问的人皱起眉头说:“为什么湖州会出产黄檗啊?药材中最是这个东西味道苦了。”当时皇伯就在湖州。高宗听到伶人们这么一说,马上明白他们讽谏的意思了,当即把皇伯招回朝廷,给予了闲散大夫的优厚待遇。

在宋代,伶人通过表演议论朝政、取笑官员是常见的事情。据北宋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今天的伶人们,大多以长官作为嘲笑的对象)。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周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这句是说,那些被称作是“俳优侏儒”的杂剧表演者,虽然地位低贱,却能借着表演的机会讽谏时政,与古代那些能够通过诵读含有讽谏意味的诗歌来进行劝谏的“蒙诵”“工谏”的作法是一致的。
伶人通过杂剧表演,把皇伯所处的处境道出,比大臣直接提出建议要来得含蓄,来得委婉,也利于当权者接受。它的背后,往往还有着另一层内涵:就这件事情而言,被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伶人们知晓,意味着民众们都已知晓,它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间接地接触民间舆论的一个渠道。既然民众有这样的诉求,统治者也是要重视的。说到底,它是政治开明与宽容的表现。
宋代有一句谚语:“台官不如伶官。”意思就是指那些专门负责给皇上提建议的官员,在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还比不上伶人。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官员提建议的时候,比较直接,就事论事,有时免不了激烈,惹得皇帝下不了台;而伶人通过演出来提建议,则显得很是缓和,哪怕你不答应,也可一笑了之,完全可以不以为意;同时,官员的劝谏,属于摆事实讲道理之列,未免有点咄咄逼人,而伶人的演出,则形象而生动,将问题具体化,也就更能触动决策者的内心。
还是宋高宗的时候,有一个厨师给高宗煮馄饨没有煮熟就献了上去,高宗很生气,把他关入了大理寺的监狱。正好有一个表演的机会,富于良知的伶人们就上台展示了一出戏。两个伶人扮演两个读书人偶然相遇,见面后互相问出生之年。一个说生于甲子年,一个说生于丙子年。第三个伶人就说:“这两个人都应该押到大理寺的监狱里面去。”问他原因,他说:“夹子、饼子都是生的,和煮馄饨不熟是同罪。”高宗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就把那个厨师赦免了。
相比于讽谏皇帝的隐约婉曲,宋代的伶人对主宰政事的官员尤其是宰相的讽刺,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入木三分。而大多情况下,这些官员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而且令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在于,这些伶人的表演,甚至会影响到人心的向背,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压力。
王安石被封为舒王后,被祔祀于孔庙,这是历代名儒才有的待遇。夸张之处就在于,他的位置居然在孟子的上位,正好和颜回相对。这件事,实际上是他的女婿蔡卞主持的。伶人看不过去,正好在皇帝面前表演,就借此来了一场戏。他们把孔子摆在上座,孟子和王安石侍奉在侧面。孔子命令他们坐下,王安石就作揖让孟子到他的上位,孟子推辞说:就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来说,爵位就是其中之一,我仅仅是个公爵,而您贵为王位,何必谦虚呢?于是,王安石就让颜回到上位,颜回说:我是个身处陋巷的平民,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您是当代有名的儒者,这么推辞就有点过了。王安石于是坐在了上位。结果孔子也坐不住了,也避开了自己的最上座。王安石惊惶地作揖说:不敢。来来往往定不下来。这时子路在外面,气愤得受不了,就直接到了祠堂,拉住公冶长的胳膊就出来了。公冶长做出十分窘迫的样子,说:我犯了什么罪?子路责备他说:你怎么全然不去救助你的丈人(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呢?你看看人家别人的女婿。这明显就是讽刺蔡卞了。这么一表演,朝廷大臣也觉得不符合礼节,所以后来,每次皇帝到学校考察的时候,就先用屏障把王安石的塑像遮蔽起来了。
伶人对现实的嘲讽之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与曲艺行业的讽谏传统有关,如前所述,春秋时就有“蒙诵”“工谏”的作法,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朝廷与民间之间留下了一个缓冲地带,这个地带的存在,对统治者是有利的;同时,越到后来,随着专制政治的加强,它往往也会成为对当事人的度量的考量——连伶人的婉曲劝谏都不能接受,那是没有气度和容量的表现,自然会引起人的不屑。中国人历来重视民议,历来重视青史留名,倘若因为此事而给自己身上抹上污迹,那是不划算的。正是这些,却又恰恰给政治提供了开明的气氛——文艺节目敢于讽刺什么,常常是一个时代气候的反映。
宋代前期,在这方面是很为宽容的。比如,宣和年间,童贯带兵打仗,结果失败而狼狈逃窜。有一天还是皇帝举行宴会,教坊上去表演杂剧。他们装扮成三四个婢女的形象,可是装扮却都不同。其中一个额头上有一个发髻,说是太师的家人;有一个梳了两个坠在两边的发髻,说是郑太宰的家人;还有一个满头都是髻,说是童贯的家人。问他们缘故。第一个说:太师朝见皇帝,这是朝天髻。第二个说:我们家太宰祭祀完了后回到了家里,这是懒梳髻。到了童贯的家人,说:我们大王正带兵打仗,这就“三十六髻”。“三十六髻”谐音“三十六计”,就是“走为上计”,明显在讽刺童贯的逃跑了。在皇帝面前敢表演这样的内容,那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童贯是徽宗极为信任的人,让他带兵打仗也是徽宗的主意,这样的杂剧,就不但是讽刺童贯的无能,也是含蓄地指责徽宗的用人不当了。但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都没有过于计较,哪怕朝政腐败,这点雅量还是存在的。
我们都知道蔡京是个大奸臣,他甚至说过“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这样的话。但到了宰相这样的位置上,他的度量也还是有的,这同样表现在对伶人的宽容上。崇宁二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把零碎的十文钱全换成一个值十文的大钱的建议,结果民间很是不便。伶人就从现实出发,装扮成卖浆的,有人投了一枚大钱,饮了一杯,让找钱。卖浆的说,市面上还没有钱,让他继续饮,那个人又喝了五六杯,鼓起肚子说:如果让相公造出一百文的大钱,那该怎么办啊?皇帝听到后,法律就因此而改了。蔡京也没有说有其他表现。
但到了南宋偏安一隅之后,国势日衰,政治氛围也便转向了严酷,伶人虽然还是继承传统继续做一些讽谏时政的事情,但自由却受到了限制,而且往往还会遭到惩罚。史弥远任宰相的时候,权势炽人,他让李知孝、梁成大等人作为他的鹰犬,打击那些与他作对人的。而那些无耻之人也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以求升官。有一次,皇帝设置宫宴的时候,伶人出场了。有一个伶人拿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使劲在那儿钻,钻了很长时间不能钻开,于是叹息说:“钻之弥坚(越钻越硬)。”另一个伶人打他的头说:“你不去钻弥远,却想钻弥坚,当然钻不进去。”这是赤裸裸的讽刺,在座的人都非常害怕。第二天,毫无气度的史弥远就把伶人打了一顿赶出境内了。
还是史弥远做宰相的时候,在府内设宴,让杂剧伶人表演。其中一个扮成士子的形象念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边的一个人说:不对啊,应该是“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这很显然是讽刺史弥远这个四明人任人唯亲了。自此之后,相府里面再摆宴,再也不表演杂剧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年。
总体来看,伶人之所以能用杂剧的形式仗义执言,婉曲讽谏,除了传统的原因,主要还是要看时代的政治气氛。但有一点同样重要:伶人的表演要生动,要幽默,要机智,从以上所有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相关的表演中,他们将诙谐、风趣和时政融为一体,戏谑调侃,恰如其分,这又考验到伶人们的才能和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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