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二十六年犹记风吹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至今26年矣。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通儒和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李木妙语)、“一生为中国文化续命的史家”(江湄语))、“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学者,盛誉空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光环愈发耀眼,诚应了顾颉刚所谓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之说,人的声誉也是层累地造成的。

  钱穆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台湾并不平静。此前,他作为国学大师、国史大师曾安稳地待在台北市阳明山素书楼里著述,有二十三年时光。
  1949年可谓钱穆生命的转折,在这之前,他没有接到北大的续聘,便在无锡江南大学当教授、文学院院长,后又去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随即迁往香港。在香港这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钱穆有感于中文教育的重要,便与徐复观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新亚书院给流亡学子很多照顾,余英时即其中毕业的学生。
  草创时期的新亚书院出现财政危机,校长钱穆不得不到台湾寻找资助,贴补学校。在台湾他受到蒋介石接见,解了燃眉之急。他写道:“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先生发言,奉总统面谕,新亚津贴,可由总统府办公费中划出与政府所给对等之数。今所定按月港币三千元,行政院方面须待立法院通过,总统府方面即可按月支给。此后新亚经费,几乎专仰总统府之办公费救济。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由新亚自动请总统府停拨。”
  在台湾,他成为蒋介石座上宾,并且名义上是蒋经国的老师。1966年,“文革”爆发,香港左派运动激烈,名列毛泽东钦点的三大“反动文人”之一的钱穆感到不安。其时,蒋介石邀请他来台,他便于1967年与妻子钱胡美琦到达台湾。夫妻二人初到台湾没有房子,租房住,拟修建一所房子,图纸已经画好,资金也已经备齐。蒋经国闻知后,索去图纸,修建好后请钱穆夫妇搬去居住,未收分文。此即素书楼。
  “素书楼”之名原是钱穆故乡无锡的一处地名,此可见他的故国情怀。素书楼本是蒋氏父子优待“海内知识分子”的一份象征性礼物,然而却在时移世易之际,风云变幻之时,成为政党斗争工具。
  1989年,民进党开始以素书楼原为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就是当时的台北市“市产”,而钱穆则以“霸占市产”的罪名受到岛内炮轰。李敖称其为“用公帑建宾馆”,不花费一文而住豪宅,并称“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
  钱穆老来受到此等扫地出门的羞辱性“尊重”,自然心气难以平复。尤其吊诡的是,政党竟主张,待钱穆搬出后,可建钱穆纪念馆。哪有这样的道理——生前不让人住,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赶出去却建纪念馆?
  1990年6月1日,钱穆搬出素书楼。三个月后,1990年8月30日,钱穆去世。
  力主钱穆搬出素书楼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为此道歉。2010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钱穆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上再次道歉。
  钱穆死后,遵照遗嘱,于1992年,由夫人钱胡美琦携其骨灰,归葬于江苏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此亦可见这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家国情思。
  钱穆1895年生于无锡七房桥,家为书香门第,本可以走上一条平顺之路,奈何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在其《八十忆双亲》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騃无知。”读之使人泪下。此后钱穆未能完成高中学业,也不能上大学,只得另谋出路。1911年十六岁的钱穆在无锡开始了教书生涯,从此一生以教学为业,从小学一路教到大学,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1930年,35岁的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得顾颉刚青睐,二人学术观点并不契合,但钱穆的治学方法特异、成果具有说服力,而为顾颉刚所看重。钱穆以此文结束了晚清以来以廖平开始并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发挥到极致的经今古文之争,他的贡献在于考证出那些所谓刘向、刘歆父子为帮助王莽篡位而伪造的“经典”,其实并非伪经。因为此文,顾颉刚将他推荐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叶永烈曾经说,他在北大读了六年书,日日在未名湖畔徘徊,但不知道未名湖是谁命名。实际上,未名湖的命名者就是钱穆,据说当时燕京大学有这一片湖,人们纷纷取名,各执一词,钱穆主张叫“未名湖”,遂得大家一致赞成。
  后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顾颉刚又向胡适推荐其到北大任教。杨向奎(拱辰)回忆他在北大读书的情况:“当时北大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1930年代,钱穆在北大讲的是先秦诸子系年。钱穆得以到北大,在于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书写和出版,这本书得到广泛赞誉,其中不乏陈寅恪的美誉,顾颉刚虽同为研究先秦的大家,亦甘拜下风。在这本书里,钱穆根据《竹书纪年》佚文,校订《史记·六国年表》之误达二百余处——以前的学者研究先秦诸子,主要是不加考校地参考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先秦诸子系年》上通孔子生年,下达李斯卒岁,将这前后二百年历史连贯起来,以前无人能做到这样的全面和贯通。
  钱穆在民国学术界另外一本使人侧目的著作是与梁启超之书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1937年。这部作品钱穆以汉学的考据方法,对明末清初以来三百余年学术发展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得出结论,明清学术源于宋学,由此建立新宋学谱系,成为其中关键人物。他在此书中摒弃门户之见,将考据、辞章、义理融为一体,而能成一家之言。此书是研究明清思想史不能绕开的大作。
  抗战期间,钱穆任教于西南联大,与陈寅恪不同,前者一生所积资料卡片运抵长沙时毁于战火,钱穆的学术资料在颠沛流离中却丝毫未损,他得以埋头于学术著作,并写成《国史大纲》(1940)一书。此书乃现今钱穆在大陆印刷量最大的书,至今仍是一些历史学专业的必读书甚至教材。这本书展示了钱穆的通史之才——这是每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想具备的才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此书使人看到他与自己的老师吕思勉的某种传承关系。有人将他的通史与张荫麟的做比较;后者可惜的是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大作。
  钱穆一生涉足的领域很多,主要是史学——尤其是中国史,七十余年,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余篇,虽并非全部与国史有关,但大部分著作都能看见他的“史才”,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等方面,都有研究,都有著作,都有创见,都能传世而不衰。
  作为那一代的前辈学人,他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现有学科界限的条条框框,他是真正实现了传统社会对此种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全面要求,即成为通才,做到文史不分家,经、史、子、集四部统统都能游刃有余。
  要做到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首先对于这种文化知识体系有一种皈依性认知,有一种沉潜于其中的感情乃至于自信和自豪感。余英时在乃师去世之后,回顾其一生,寻找钱穆思想的起点,找到了梁启超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会不会亡”。钱穆的答案是中国不会亡,他一生的学术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招魂,但这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而是由“旧魂引生新魂”。因此,钱穆的学术并不是传统的朴学或者小学的路子。他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但他的成就则已能使他不朽,“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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