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丰碑】悠悠红军情

     红军会宁会师期间,有数百名红军伤员离开部队,留在了会宁。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安抚伤员时含着热泪说:“我相信纯朴善良的会宁人民能够善待保护你们的,留下来养伤治病,当儿子,当女婿都可以,伤好后,我亲自来接你们。”

  红军撤离会宁地区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搜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会宁上空。为了保护好红军伤病员,会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节衣缩食、收留养护、寻医找药,掩护救治了红军伤病员,使他们大部分伤好归队(或回到了原籍)。
  留下来的伤残人员也在会宁人民的关照下,平安地度过了生死关,伤病痊愈后留在会宁有名可查的红军战士有52人之多。如史潮珍(女)、李先俊、杨泉、钟生明、张福来、赵文有、黎元贵、陈兰香(女)、王彦一、何德林、苏国英(女)、曾宪祯、刘来生、穆家余、欧阳世全、薛世绿、裴大乾、沈明宗等。
  80年时光过去了,这些人都陆续辞世(2011年5月16日,会宁最后一名老红军苏国英病逝)。他们为会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与会宁人民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的情和义献给了会宁人民。他们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会宁的大地上,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一

    1935年10月2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由甘肃通渭到达会宁侯家川、党家岘、新添堡、杨崖集、青江驿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开展了张贴标语、征集军粮、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等活动。1936年8月至10月底红军撤离会宁县境,红军在会宁境内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和战斗,上演了许多军民情深似海的感人故事。红军吴哥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10月20日,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大学部分学生及第4军、第31军从会宁县城北门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10月23日,红五军在会宁中川大墩梁阻击国民党军,为红军西渡黄河争取时间。在七架敌机的轰炸下,副军长罗南辉牺牲,红五军以伤亡887人的沉重代价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同日,红五军撤离会宁县城,向北转移,敌毛炳文37军进占会宁县城。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在甘沟驿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红五军扼守会宁城北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阵地,继续阻击敌人,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就在战斗过后的一个夜晚,会宁县柴门镇二十里铺村张湾社王志礼的父亲王续祖正要睡觉,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王续祖想,这么晚了,谁有啥事?急忙下炕开门。打开门,王续祖惊呆了,是一名红军战士,头部和左肩受伤严重。王续祖一看四下无人,赶紧把受伤的红军带到屋里,关了大门,帮助疗伤。第二天,国民党上门发放传单,口头传达,让当地群众不要窝藏红军,窝藏红军者要满门抄斩。面对白色恐怖,王续祖心里感到恐惧,害怕国民党军来搜查,他便把红军白天藏到洋芋窖里,偷偷送吃送喝,晚上出来疗伤。当时药品奇缺,普通百姓人家根本没有药品。王续祖只好采取民间土方为红军战士治疗。他拿来照明用的清油灯盏,把灯盏铁底座用火烧红,在红军伤口处烫烤。民间疗方真管用,一年后,受伤红军战士的伤治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检查也放松了,红军就生活在了王续祖家。当时,王志礼只有3岁多,父亲让王志礼叫红军吴哥,吴哥成了王家的一分子,称王志礼父母为义父义母。吴哥帮王家干活,跟王家人吃喝在一起,不分你我。吴哥对王志礼非常疼爱,出门就背着王志礼。王志礼至今记得,吴哥是四川人,秃头,瘦长脸,当时二十四、五岁。
  三年后的一天,吴哥突然要走,王志礼父母全力挽留也无济于事。王志礼老人回忆说:可能是吴哥联系到组织了。临行时,王志礼父亲给红军吴哥十个银圆作为路费,吴哥说什么都不要。王志礼的母亲便偷偷将银圆烙在锅盔里,这样既防止路上土匪抢窃,又避免了吴哥的拒绝,在吴哥吃锅盔时,吃出银圆,解决无路费的困难。临行前,吴哥跪拜在义父义母前,以中国最传统最诚挚的仪式表达对救命之恩的感激。
  红军吴哥,至今牵动着王志礼老人的思念,吴哥走后是死是活到现在都不清楚,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牵挂和遗憾。如果吴哥幸在人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二
 
    在我四岁左右,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大人们称为“狗混子”的老汉。我只记得他说话声调和村里人不一样,我就非常害怕。那天他和我的父亲蹲在农业社的大场边上吃旱烟谝闲传,见到我们几个泥孩子在玩,就大喊一声:“打不打针?每人打一针。”其实我长那么大没有见过打针,也没有真打过针。但在我的记忆里打针是那样的可怕,比大人们说的狼和野狐子可怕得多。于是我就跑到离家几百米远的水冶洞里躲起来。等我一觉睡醒走出洞时,已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知道全庄的人都打着火把、灯笼在四处寻找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将我抱在怀里撕心裂肺的哭声。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才偶然知晓“狗混子”老汉是民国二十五年红军会宁会师时因伤病遗留下来的红军战士。难怪在我的记忆里其说话的声调是那样不同,由他的口头禅:“打不打针?”我猜想其可能是红军的一位军医或卫生员。据已八十多岁我的一位堂哥回忆,“狗混子”在红军走后,沿街乞讨到了我家,我父亲见其可怜,就收留下来当了长工。后入赘到了邻村一人家做了上门女婿,生儿育女,除了不改的乡音就慢慢地变成地道的会宁人了。“狗混子”老汉感念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一直把我们家当做亲戚看待,认我的父亲为“干大”,凡年头节下总要带着儿女来拜访走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的父亲成为“四类分子”后,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凌辱。乡邻和熟知的人大多反目为仇,避之三舍。而只有“狗混子”老汉我行我素,经常来看望我父亲,并与之拉家常谝闲传,成了苦闷孤独的父亲的朋友和知己。在我父亲非常艰难的日子里,“狗混子”老汉常说:“人要讲良心,要不是梁家湾里(对我家或我父亲的称呼)大家都早饿死了,到如今却不是人了。”在不同的场合和地方,人们“忆苦思甜”揪斗我父亲时,红军战士“狗混子”老汉总是无所顾忌、力所能及地替我父亲解围,让父亲感到了人间的一些温暖,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心。
  现如今,父亲和红军战士“狗混子”老汉都早已作古。我思念父亲,也思念红军战士“狗混子”老汉。父亲和红军战士的交往和友情成了我们家族永远的光荣和骄傲。
 
     三
 
    80多年前,一个14岁的孩子从江西兴国来到甘肃会宁。这个孩子,叫曾宪祯,是一位小红军战士。
  曾宪祯,1921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崇贤乡东风村乌石任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1岁时,从江西瑞金过来的红军路过他的家乡。曾宪祯虽然年幼,但听大人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看到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战士们个个精神焕发,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面很是壮观。这让一个孩子格外羡慕。尤其是当他看到红军队伍中也有十一二岁的小红军时,想到别的孩子能当红军,自己也应该能行,于是就走进红军的队伍,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长征途中在甘肃的一次战斗中,曾宪祯腿部受伤,由于当时药品奇缺,未能及时治疗,致使腿伤溃烂化脓。但他硬是忍着疼痛,一跛一跛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甚至是连滚带爬地跟着队伍前进。
  那时已是秋天,黄土高原寒意袭人。曾宪祯的额头上滚着豆大的汗珠。当部队经过会宁县陇西川一带时,他的伤口完全感染,两腿已是血肉模糊,裤子上都结满血痂,一个趔趄,他倒在了路边,昏了过去。由于是夜间行军,急行军的战友没有发现他已掉队。当一阵秋风把他吹醒,队伍早已绕过山梁,奔走在他看不见的远方了。
  这时的曾宪祯骨瘦如柴,口渴腹饥,加上掉队的悲伤,眼泪挂满了他稚气的脸庞。他咬着牙想站起来,但那双伤腿却怎么也不听他的使唤。他不想死,他想着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就向着村子的方向爬行,身后的黄土地上留下了他艰难爬行的血痕,他想在村里找口水喝,然后打听队伍远去的方向。
  杨集陇西川梁锦云家的大门被曾宪祯敲响。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梁锦云夫妇格外小心,他们怕土匪,也怕兵,但当他们仔细听这敲门声,不是那么粗暴,就按住紧张的心跳,悄悄地打开了门,那时面前的情景让这对善良的农民夫妇大吃一惊: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脸色苍白,破烂的衣服上沾着血迹。他们从帽子上的红五星上看出这是一个掉了队的小红军战士。梁家夫妇赶紧从门里跑出来,扶起曾宪祯,说这么小的娃娃,多可怜啊,赶紧到屋里去,赶紧到屋里去。曾宪祯被扶进了门,躺在温暖的土炕上。梁大娘赶紧给他端水,给他换掉衣服,那顶红军帽被藏在了衣柜里。梁锦云几次到门口去张望,他怕别人看见,让国民党知道了来找麻烦。第二天,梁锦云就告诉村里人说,他收留了一位要饭的孩子,给自己做干儿子。
  那时的会宁,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梁家收留下一个半大孩子,不仅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口,而且他还满身是伤,需要治疗。但梁锦云夫妇一点不后悔,他们对村里人说,只要自己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这个孩子饿着。他们请来当地的名医郑斌发给曾宪祯看伤、敷药,每天用艾叶、薄荷煎水清洗伤口。起初的日子,梁大娘看曾宪祯手上有伤,端碗都困难,就给他喂吃喂喝。半年时间过去了,曾宪祯顽强地活了下来。
  梁家从来不把曾宪祯当外人看,处处呵护着他。有一次,曾宪祯被人欺负了,是几个外地在村里干活的人恶作剧,梁大娘知道后拄着拐棍去找那几个不懂事的外地人算账,回到家里还气得直流眼泪,一天都没有吃饭。梁家人把曾宪祯当亲人一样看,渐渐地,曾宪祯也把梁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梁家夫妇当自己最亲的亲人。他的腿伤好了后,就给梁家放羊。他看着羊儿在山坡上吃草,一件件往事就浮现在他的脑海:想起杳无音信的双亲和遥远的家乡,想起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们。他又庆幸自己在九死一生中遇到了一户善良人家。为了报答这户好心的人家,他每天早早地把羊赶出羊圈,拣草多草嫩的地方去放牧,因而他放的40多只羊个个膘肥体健,活蹦乱跳。过了两年,曾宪祯长大了,开始在梁家学做庄稼活,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他样样都学得很快,加上能吃苦耐劳,待人和善,受到村里人的喜欢和接受。
  到曾宪祯20岁那年,在梁家一家的操办下,与全家逃荒到会宁陇西川的秦安姑娘胥桂英结婚。他们结婚后,在梁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小两口就与梁家分开过了,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梁大娘去世后,曾宪祯十分悲痛,他像梁家的子女一样给老人戴孝,并要求改姓梁。梁家人理解曾宪祯的感情,但坚决不让他改姓。
  党和政府给了曾宪祯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参加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工作,随后又让他先后担任了杨崖集、陇西川、双城岘、侯家川等当年红军经过的会宁南部几个乡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同时,参加了会宁北川渠、吴川水库的建设。他在工作中始终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梁锦云一家救助红军战士的故事在会宁这片热土上成了一段佳话。
 
    四
 
    苏国英,女,1920年8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具体地址无考),家中兄弟姐妹6人都参加了红军,她是姊妹中最小的一位。1935年4月,苏国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被编入妇女独立二团,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1936年10月初,苏国英随部队长征到达通渭县蒲陇川,由于腿部受伤,在夜间急行军中掉队留在当地。后辗转来到会宁县大沟乡庄湾村定居。于2011年5月16日3时在大沟乡家中逝世,享年92岁。
  苏国英一家六口参加了红军后,终生再未相见。老人一生也未找到故乡。找到故乡见到娘家人是耄耋之年老人的最大心愿。2010年8月1日,对于会宁县唯一健在的老红军苏国英来说,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白银文学》主编苏震亚以娘家人的身份前来看望91岁高龄的她。老人虽然说话语句不清,但听力很好,听到娘家来人了,就在孙女的搀扶下出门迎接。苏震亚先生一边为老人剪指甲,一边嘘寒问暖。思念亲人、思念家乡心切的老人一脸幸福,爬满皱纹的脸灿烂得像朵野菊花。
  “我们全家六口人参加红军,因为分到不同的部队里,再也没有见过面,不知是死是活了。”1935年4月,苏国英16岁时,由于家里很穷,长期受地主的剥削,不堪重负,在红军“打土豪、闹革命、帮穷人、求解放”的宣传动员下,她家兄弟姐妹6人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她被编入了妇女独立二团,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老人介绍说,她所在的妇女独立二团主要担任值勤、看管俘虏等任务。1935年5月,红军开始长征,同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红军懋功会师时,苏国英举着红旗,聆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给红军战士讲话。会师后,她跟随部队继续北上。老人回忆说,长征途中她和战友们两翻雪山、三过草地,曾经喝马尿,嚼皮带,吃野菜。苏国英紧跟部队长途跋涉,一面行军一面打仗,1936年10月初,苏国英随部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的步路川时,由于腿部伤痛,行走艰难,在夜间急行军中掉了队。第二天她躺在田野里,饥病交加,为了活命只得拖着病体沿街乞讨,幸亏碰见了好心人党世明老两口,就把苏国英收为女儿。后来她又辗转到会宁县定居下来。
  老人经常念叨,言语中透着遥遥无期的思念。在多方查询无果的情况下,家人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便寻找适合的人选扮演老人的娘家人,用美丽的谎言彰显人性的光辉和亲情的温暖。苏震亚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对流落到会宁还健在老红军进行过全面的采访,与老人相识,又跟老人一个姓,是最适合的人选。家人联系之后,苏震亚非常愿意成为老红军的娘家人,圆了老人思念娘家人的夙愿,让老人含笑离世。
  多年来,会宁县每年发给老人万余元的生活费用,逢年过节,县上领导和民政部门前往慰问,还请专家给老人体检,送去药品。儿女们对老人极尽孝道。老人喜欢吃米饭、蔬菜,儿媳妇、孙媳妇总是千方百计满足老人的要求。1986年、1996年、2006年苏国英被会宁县邀请参加了红军会宁会师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庆祝活动。2006年10月25日,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会宁慰问演出时,苏国英在老红军、劳模席上观看了演出。2007年2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来会宁视察时,亲切接见了苏国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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