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丰碑】从红军长征的目的看会宁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永远载入史册的伟大事件,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长征已经过去了80年,长征及其长征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愈来愈引起世人的关注。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红军长征是逼迫进行的,是一次摆脱困境的战略大转移。但是大量的史料证明,红军长征的目的除了战略转移而外,其中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对祖国山河及手足同胞遭受凌辱的境况,中国共产党人振臂高呼,把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系于一身,誓死抵抗,奋起反击。所以,红军的长征始终和“北上抗日”连在一起,和民族大义连在一起。

  既然“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目的之一,我们就不难看出,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其重要意义除了它是长征胜利的标志、革命力量大团结的典范、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而外,更是“北上抗日”方针胜利的标志。那么,当三大主力红军齐聚在会宁及其周边地区并和陕北红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后又与陕北红军融为一体,创建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形成强大的抗日反蒋局面的情况下,会宁,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

一、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赫然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距离红军长征出发整整早了2年。

  1.提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推行关门主义政策,但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全党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决议,提出“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士兵“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东北的党组织很快组织起抗日游击队,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批抗日名将的牺牲,就是共产党人英勇抗日的最好证明。上海等地下党组织积极动员领导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而早在1932年就提出“直接对日宣战”的口号,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是早于长征的,所以,红军的长征,除了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上抗日”。

  2.发表共同抗日宣言

  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进攻热河。南京、北平等地工人发表通电,要求“全国一致誓死抗日”,各地群众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3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重申,红军愿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并“要求以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5月30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也提出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当时的《红色中华》,更是在醒目位置通栏标题:“彻底消灭阻碍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国民党军阀!”

  3.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1934年4月,面对日本大造侵华舆论和公然侵入山海关长城以内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由宋庆龄等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于上海发表,立即获得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响应。六大纲领提出了“全体人民总武装……并直接对日作战”“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便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团结全国甚至全世界反日民众共同抗敌一时成为举国上下的遵循。

  时隔4年之后的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其基本观点和内容是与1934年颁布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一致的,可见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驱逐日本出中国的决心始终如一。

  4.发布北上抗日宣言

  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广昌战役后,博古等开始考虑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问题。7月15日,中央政府正式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0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随即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明确宣称:“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出发抗日”“中国工农红军……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

  5.与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反日协定

  长征开始后,红军总部积极争取与国民党军队订立停战反日协定。9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即派何长工和潘汉年与粤军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向南突围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铺平了道路。特别是被蒋介石调动去围堵红军的一些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的推动下,红军“北上抗日”的感召下,也逐步地走上了反对蒋介石内战卖国政策的道路,对围堵红军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粤军陈济棠,川军刘湘、刘文辉等都有停战抗日的表示。西北将领邓宝珊,不仅要求他的军队遇有红军攻击,虚晃一枪即撤退,而且还积极游说西北各将领,谋求他们同红军达成协议,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走上了同红军团结协作、共同抗日之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动了西安事变。

  6.有关会议研究制定北上抗日方针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深入分析了日本扩大侵略华北的国内形势,讨论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历史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无疑义的是正确的”。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对北上陕甘的战略目的作了正确的阐述。从两河口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儿盖会议,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把“北上陕甘”与“北上抗日”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红军“北上抗日”的具体行动

  长征开始后,各路红军的行动始终与抗日的口号和抗日的目的连在一起,无论处境多么险恶,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自身的力量多么单薄,“北上抗日”始终是红军队伍毫不动摇的决心和目标。

  1.红7军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红军长征的初始,实际上,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7月7日,中央已经派出红7军团(后与红10军会合改编为第10军团)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一方面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一方面为调动钳制国民党军,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2.红25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在北上抗日旗帜的指引下,红25军一路斩关夺隘,攻城略地,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沿途播撒了红色的火种,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彻底了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光荣使命。

  3.红一方面军的抗日行动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高举“北上抗日”旗帜迅速北进。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同红15军团会师。不久,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组织和番号。随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适时召开会议,阐述了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基本政策。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同时,为了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组织了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为执行这一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经过山西去河北或绥远抗日前线。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武装,红一方面军积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发动了西征战役,扩大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二、四方面军北上。

  4.红四方面军的抗日行动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始终高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即使在被张国焘强令南下后,红四方面军仍然在川康边进行着“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出了组织“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的号召,在芦山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南下红军也改称为中国抗日红军。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再次北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组建当地苏维埃政府和抗日农民协会。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以后,组建了会宁县苏维埃政府和2个乡苏维埃政府、6个乡抗日农民协会,还在青江驿乡组建了抗日游击队。

  5.红二方面军的抗日行动

  1935年11月红2军团出发时,军分会就提出“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红6军团布告宣称“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救国”。长征途中,各师团部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辰溪、溆浦等地,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组织了抗日大同盟和抗日义勇军。1936年春,红2、6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3县及较大乡镇,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等,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红2、6军团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直接指示,宣布成立了红二方面军,并积极做促进红二、四方面军团结北上的工作。7月,红二、四方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大举北进。

  6.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主力及地方红军共达8万余人。巩固扩大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为不久主力红军出师抗日,准备了力量,巩固了后方。在《中央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中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通电”的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空前的抗日热情和始终如一的抗日主张,更是对长征中高扬“北上抗日”旗帜,坚持抗战不动摇方针的有力证明。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北上抗日基本方针的形成,特别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的提出与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说明早在长征以前,“红军北上抗日”已经在长征之前和长征之后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所以,红军的长征,除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根据地失手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因素而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为民救国的政党,面对日本侵略者占我河山辱我同胞的境况而振臂长呼挺身而出的自觉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震惊世界,名垂青史。红军长征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伟大胜利。把红军长征同北上抗日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了长征胜利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伟大意义。正是由于实行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才使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从南方根据地胜利地转移到西北抗日前进阵地,才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终于实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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